（一九八六年八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是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之一，它是由彭德怀同志领导的平江暴动〔1〕[平江暴动，即平江起义。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军湖南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团长彭德怀（中共地下党员）和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滕代远领导下，在湖南平江城举行起义。黄公略领导驻嘉义市的第三团第三营，贺国中领导驻岳阳的该师随营学校，也赶赴平江参加起义。起义成功后，成立了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彭德怀任军长兼师长，滕代运任军党代表兼师党代表。]组建的红五军为基础编成的。红三军团自一九三○年六月在湘鄂赣边地区组建成立，到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央俄界会议决定将红一、三军团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乃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央政治局吴起镇会议决定将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正式取消红三军团番号，前后历时五年又五个月。这期间，历经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和跋涉万水千山长征到达陕北，我自始至终在红三军团随军转战。故此，我对红三军团的情况略知一二。每当回忆起当年戎马倥偬、艰难曲折的岁月，激动的心情就难以自己。那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和一望无垠、绝少人迹的雪山草地，仿佛就在眼前；无数为革命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战友们，一个个言谈话语、音容笑貌，言犹在耳，历历在目。所有这些，都令我终生难忘。今天，就个人记忆所及，将我在红三军团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追记于后，谨供党史、军史界参考，并以此缅怀为革命捐躯的先烈。
囿于我在红三军团只担负过一方面的领导工作，对全面情况的了解有一定的局限性，加之事隔已久，手头又缺乏历史资料查考，因此，在我的回忆中，片面、漏误之处恐在所难免，恳望熟悉这段历史情况的同志不吝指正。
初到红三军团
一九二八年湘南暴动失败之后，我离开湖南，辗转武汉、南京、上海，历尽千辛万苦，于一九二九年初在上海接上了组织关系。以后又几经周折，我向中央和军委提出到苏区参加武装斗争的请求，终获批准。中央军委原拟派我到广西红七军工作。后来，临时接到一个情报，得知国民党有一批武器要从南京运往汉口，中央军委决定要活动于鄂南阳新、大冶一带的红五军准备截夺这批武器，遂改派我携带中央给鄂南特委的指示，立即奔赴鄂南。
一九三○年二月下旬，我奉命离开上海，乘轮船赴鄂南。与我同行的还有三名原在国民党革命军唐生智部工作过的下级军官，一个是迫击炮连连长，两个是步兵连连长。他们都是我在北伐军工作时办的教导队的学员，经我动员愿随我去参加红军。我们到武汉后，那个迫击炮连连长表示不愿继续同我们走，便自行回家了。我和两个步兵连长（一名刘玉生，一名张高寿）在汉口乘轮船到武穴镇渡口，再雇划子渡江，到了阳新县大王店鄂南特委所在地接上了关系。当时红五军已离开阳新到了江西活动，特委让我们先在当地组织训练游击队。到四月中旬，红五军第五纵队从江西回来，驻在龙港。我们三个人便被派到第五纵队工作。刘玉生（已改名刘瑜）任第四大队大队长，张高寿（已改名张焘）任第八大队大队长，我任第八大队政治委员。当时第五纵队司令员是李灿，政治委员是邓乾元。没过几天，第五纵队奉军部命令，离开阳新，经江西修水、渣津、马场，进至湖南平江县长寿街，与红五军主力会合。我们到达长寿街时，适逢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的大会上，红五军军长彭德怀作了演讲，并动员部队准备攻打平江县城。纪念会结束之后，部队分头进行了两三天的战前准备，便向平江县城开进，一举攻克平江县城，守敌何键部余贤立团及平江县地主武装大部就歼。红五军在平江县城停驻约五六天时间，敌人增兵反扑，我军就撤回到长寿街。
打完平江之后，部队稍事休整，即向江西开进。大约在五月中旬的一天，红五军将修水县城团团围住，经一夜激战，全歼守敌，占领了修水县城。这次战斗中，第五纵队担任主攻，我率领攻城部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爬云梯登上城头。这是我参加红军后，第一次在战斗中爬城。
打开修水之后，红五军即撤回到湖北阳新、三溪口一带。这里的群众工作基础很好，当地群众对红军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非常亲热，使我们深受感动。彭德怀同志更是高兴得不得了，连声赞叹：“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太好了！”（记得当地特委的负责人一个叫吴致民，一个叫鲁连，还有一个忘了名字，人们都称呼他刘瞎子。在特委工作的一大批地方干部，都是很优秀的同志。后来，这批同志几乎全部损失掉了，绝大多数是在肃反中被错误地杀掉的，非常可惜！）
在阳新县境内，红五军进行了整编，将原来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五个纵队，整编为三个纵队，即第一、第三、第五纵队。
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实行，政委吴溉之；
第三纵队司令员郭炳生，政委张纯清；
第五纵队司令员李灿，政委邓乾元。
我调到第三纵队第二支队任政治委员，支队长是黄云桥。该支队各个大队指挥员分别是：
第五大队长刘××，政委李修文；
第六大队长黄英特，政委罗怀远；
第七大队长吴桂桥，政委曹其灿；
第八大队长陈桂，政委刘辉宵；
机枪大队长叶长庚，政委甘渭汉。
在当地群众的要求下，红五军集中全力进攻阳新县城。阳新守敌罗霖部很有些战斗力，工事也筑得比较坚固。那时候红军的武器装备很差，更缺乏攻城武器，虽经指战员一整天的奋勇冲杀，终未能奏效，部队受了很大伤亡，乃于黄昏撤出战斗，伤员全部都被群众抢救下来。在这次战斗中，刘瑜负了重伤，被抬下来时，伤口已包扎不住，血流如注。我跑去看他，他只说了一句：“我不行了”，就再也无力气说话了。按他伤的部位，本不至于致命。但当时红军的医疗条件太差，他被抬走后不久，终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部队撤出战斗之后，群众纷纷前来慰问。当地青年踊跃报名参军，部队很快就补充齐了。我深深感到，人民群众是红军的命根子，如果没有根据地群众的支持，红军不要说打仗，连立足生存也不可能。红军指战员正是明确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打起仗来总是英勇顽强，舍生忘死。
阳新作战之后，第三纵队到赣北瑞昌一带游击，打土豪、筹款，约半个月时间又返回到阳新县境，这时，第一、第五纵队攻克大冶县城和黄石港。在黄石港，红五军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对打了一阵。后来蒋介石派飞机前来轰炸，我军即撤回到根据地内。
一九三○年六月，滕代远、何长工等同志参加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从上海回到鄂南。湘鄂赣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在湖北大冶的刘仁人举行联席会议，根据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决定，将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下辖第五、第八两个军。原来的第一、第三纵队改编为第五军，原来的第五纵队改编为第八军。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任军团长（总指挥）兼前敌委员会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邓萍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第五军军长和政治委员分别由彭德怀、滕代远兼，第八军军长李灿，政治委员邓乾元。后来李灿去上海治病，由何长工代理第八军军长。
参加打长沙
立三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所提出的夺取以武汉为中心的大城市的盲动计划，通过参加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同志传达到红三军团。当时正值新军阀混战，蒋介石暂时无暇顾及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为苏区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时机，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中央关于攻打中心城市的指示一传达，无论军队还是地方，从上到下，大都群情振奋，摩拳擦掌，踊跃响应。当时尚无立三路线这个名词，但立三路线在一度时期确实得到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拥护。我听了传达之后，却是另一番心情，预感到情况不妙。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意识到，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在当时是很不现实的。我自湘南失败，几经辗转，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才在上海找到党组织。这期间，我慢慢地悟出了一个道理，即红军的发展壮大，是与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密切相联的。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红军就无法生存。离开建立根据地，单凭攻打几座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回想起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在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情况下，挥戈南下，一路攻坚，结果在汤坑、三河坝遭到失败，三万多人的队伍几乎被打光了。朱德和陈毅同志收拢了南昌起义余下的部队八九百人，拉到湘粤交界一带，发动了著名的湘南暴动，近万农军揭竿而起，整个湘南树起了红旗，何等壮烈！但于井冈山会师之后不久，立足未稳，就把湘南农军派回去攻打县城，结果纷纷遭到失败，八千湘南子弟所剩无几。继之，湘南暴动时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第二十九团，再度远离根据地，向湘南冒进。虽一度占领郴县，但很快又招致失败，只剩下肖克等同志带的一连部队。最后，还是靠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坚持的这块革命根据地保存了革命力量，站稳了脚跟，并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现在，形势虽然有所好转，红军也得到发展壮大，但敌强我弱的总形势并没有根本改变。靠我们现有的力量去夺取中心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很有可能重蹈以往几次失败的覆辙。基于上述考虑，我便给彭德怀同志写了一封信，陈述现在不能够去攻打武汉的理由。在此期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同纵队政治委员张纯清进行争论，争论的问题就是围绕中央关于夺取以武汉为中心的大城市的计划。我们俩一路行军一路吵，宿营时接着吵。我说，我刚离开武汉时间不久，知道我们党在武汉没有多少力量，那里的党组织大部遭到破坏。因此，现在搞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暴动，不具备条件；采取军事进攻的手段，靠现有红军的力量，也不足以夺取武汉。我们吵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尽管当时要去攻打武汉的呼声颇高，但彭德怀同志也考虑到确实没有足够力量攻取武汉，就没有下令去打武汉，而是率领红三军团沿粤汉路北段行动，向湖南发展，相继占领了通山、崇阳、蒲圻、通城、临湘一带地方，控制了粤汉路一大段，并对粤汉路进行破坏，于六月底、七月初攻克岳州城（今岳阳市），歼灭了岳州守敌何键部一个多营及地方挨户团〔2〕[挨户团，地方反革命武装组织。]武装。部队打开岳州城，我这个湖南人，这时才第一次登上岳阳楼。
红三军团在岳州未及停留，即向东开进，扑向平江。平江城守敌见红军来势很猛，未敢抵抗，弃城而逃。我军未经战斗，即占领了平江城。嗣后，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边特委在平江举行联席会议，就当前形势、部队的任务及行动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会上，一部分同志，尤其是红八军的同志，极力主张按照中央的部署，实行武装夺取武汉的行动；另一部分同志，主要是军团部和省委的同志，则提出暴动夺取长沙、先取长沙后取武汉的主张。双方争论非常激烈，相持不下。我在会上又发表了反对盲目攻打中心城市的意见。我说，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武汉的条件。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长沙，也不可能先取长沙后取武汉，而只能是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沙守敌吸引到野外歼灭之。若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可以达到扩大政治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我发表完上述意见之后，立即受到与会同志的严厉批评，指责我的观点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并认为我已不适宜作重要领导工作。于是，撤销了原要我当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决定我继续在支队工作。
平江联席会议刚刚结束，尚未确定部队下一步的行动部署，长沙守敌何键所部即逼近平江。何键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当时，何键正以其大部的兵力追击张发奎所部和李宗仁所部，而以约七个团的兵力由长沙向集结在平江一线的红三军团梯次进逼。红三军团得悉这一情况后，立即将主力移至平江城南二十华里处之晋坑就敌。晋坑一带是山地，适合我军集结隐蔽，待机歼敌。战斗打响之后，敌我双方很快即成混战胶着状态，从早晨一直激战到黄昏，我军经反复勇猛冲杀，终于将敌击溃。
晋坑战斗开始不久，支队长黄云桥就与部队失去联络，不知去向，我只好一个人指挥部队与敌交战。当敌我混战在一起时，我突然发现身后有一支队伍向我逼进。我是高度近视，这时眼镜片上沾满了汗水，无法辨清对方究竟是什么部队。再看周围，遍是厮杀拼搏的人群，已无法进行联络。情况紧急，容不得多作思考，我便迎着向我逼近的这支队伍走过去，待弄清情况之后，再见机行事。当双方快靠近时，我模模糊糊地看到对方许多黑洞洞的枪口瞄着我作射击姿势。我意识到是碰上了敌人，稍一迟疑，便向他们摆摆手，口里喊到：“别打枪！”话音刚落，几支枪一齐向我开了火。我在喊话的同时，就势卧倒，伏地一个转身，顺着山坡滚了下去。只听子弹在耳边嗖嗖作响，料定此番必死无疑。待我滚到山脚下，感到自己还有知觉，但眼镜、帽子和身上的皮包已不见了。我用手在周身上下摸了一遍，没有中弹。敌人那么多支枪一齐冲我开火，居然没有打中。我从山顶一直滚到山底，也没有大伤，实属侥幸。警卫员在山顶上见我倒地滚下山去，以为我中弹牺牲，就只身跑回去报告了部队。我一个人在山脚下，没有眼镜，周围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只好摸索着前进。天黑下来时，我爬到公路边上的树林中，看到公路上许多人在奔跑。我恍忽看见跑的人佩带红袖标，才断定是自己人。我便上了公路，设法找到了自己的部队。
原来敌军已被我击溃，我军正乘胜尾敌追击。我随部队一气追到长沙附近的金井，与长沙出援之敌约两三个团遭遇。我军乃采取猛打猛冲的战法，将该敌冲垮，歼灭其大部，溃敌掉头向长沙奔逃，我军继续尾敌猛追。待追到榔梨市，彭德怀同志指挥部队架设浮桥渡过浏阳河，直扑长沙城下，乘势猛攻长沙城。长沙守敌凭借坚固的城防工事，居高临下，以猛烈火力向我扫射。我军当时的武器装备很差，又没有攻城器材，在攻城战斗中，遭到很大伤亡，渐渐感到不支，并有撤退之势。这时，彭德怀同志横刀立马守候在浏阳河边，果断地下令拆掉浮桥，并传令各部队：有后退者，军法从事，格杀勿论！这样一来，才将部队稳住，继续组织攻城。长沙守敌以为我攻城受挫后准备撤退，便派出一支部队出击。该敌出城不久，我红八军即迂回到其侧翼，将其大部歼灭，残敌掉头向城里溃逃。我军紧追不舍，尾敌猛追入城。经过激烈战斗，旋即占领长沙城，何键率其余部退守岳麓山。我军攻克长沙城的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长沙之战，我军以少胜多，打得相当出色。当时红三军团参战部队仅五六千人，而敌人前后共投入兵力达两万余，结果被我各个击破，仅俘敌达四五千人，缴获各种武器、弹药、装备甚众。此役我军之所以能够获胜，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红军作战勇敢，一往直前；二是彭德怀同志指挥果断，义无反顾。
部队在长沙城里驻扎下来之后，我上街配了两付眼镜。两天之后，即奉命与黄云桥同志率第三纵队第二支队出城七十华里，进抵易家湾一线，担负向南警戒任务，以防御敌人由湘潭方向反攻长沙。
我军占领长沙后，打开了监狱，放出来大批被敌人关押的革命同志、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这些人出狱之后，大多都参加了红军，以后都成为我军的骨干。与此同时，还吸收了一大批被俘的国民党下级官兵加入红军队伍，红三军团迅速扩大到一万余人。当时我们还缺乏明确的城市政策，为了筹款，曾把长沙城里的资本家、商人统统抓来，以杀头和烧房子相要挟，迫其交出款来。结果，吓得那些资本家、商人纷纷逃离长沙。这时，躲藏在城里的敌何键部溃兵和地痞流氓勾结起来，趁机作乱，企图搞暴动，当即被我镇压了下去。
我军在长沙城里停留了大约十来天时间。敌人已集结完兵力，开始反攻长沙。敌人来势很猛，我军不敢恋战，乃趁夜晚撤出城去。由于部队在撤退时比较仓促，不得已丢弃了大批物资装备。刚吸收进来的俘虏兵也趁慌乱之际逃掉了不少。我们那个时候的经验还不足，如果打开长沙之后，达到了扩军筹款的目的，不等敌人反攻就及时撤离，当不至于受此损失。
红三军团经晋坑、金井和长沙之役，牺牲了相当一批干部和战士。支队以上指挥员牺牲的尚记得有：陈毅安、何时达、于兆龙、李锷、郭一清等。
红三军团撤离长沙后，即向平江挺进，准备回到长寿街休整部队。途经浏阳古港时，彭德怀同志主持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撤了红八军政治委员邓乾元的职务。因为邓乾元同志要率红八军单独行动，彭德怀同志对此非常恼火，严厉地批评了红八军的一些同志，邓乾元原是湖南大学的学生，既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又有相当的工作能力，是个很能干的同志。只是思想上受盲动主义的影响太深，又不肯改变自己的观点。而他的这种盲动观点对部队影响很大。为了统一对部队的指挥，彭德怀同志只好不准他带兵了，过了不久，邓乾元同志调任红三军团秘书长。
部队到了长寿街以后，就开始进行整编。为了加强部队的团结，便于指挥，彭德怀同志决定将五、八军混编，取消了纵队建制，全军团共编为四个师。红五军编了第一、第三两个师，红八军编了第四、第六两个师。整编后红三军团的战斗序列是：
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第五军军长邓萍（兼），政治委员张纯清；
第八军军长何长工，政治委员袁国平（兼）；
第一师师长李实行，政治委员吴溉之；
第三师师长彭遨，政治委员谢翰文；
第四师师长卢匿才，政治委员石恒中；
第六师师长郭炳生，政治委员彭雪枫。
由于我屡次发表“右倾”主张，不适宜担任师一级领导职务，将我由第五军调到第八军第四师第三团任政治委员。
红三军团在长寿街整编之后，即于一九三○年八月下旬南下浏阳，与红一军团会合。红一军团原在闽西及闽赣边界一带活动。为执行中央攻打中心城市的命令，毛泽东、朱德同志率红一军团自福建长汀出发，经广昌、兴国向南昌挺进，准备相机攻打南昌、九江。当红一军团部队进抵南昌附近时，毛泽东同志发现敌坚城固守，我若强攻，必遭不测。于是，毛泽东同志说服了红一军团的同志放弃了攻打南昌、九江的计划，转而向湖南运动，以支援红三军团与湘敌何键部作战。当红三军团被迫自长沙撤退以后，敌何键部戴斗垣旅追击红三军团进至湘赣交界的文家市、孙家塅一线。此时，恰好红一军团已自南昌附近推进到万载以西的的黄茅。红一军团乘敌戴旅立足未稳，即挥师自黄茅奔袭文家市，一举将戴旅全歼，敌旅长戴斗垣被击毙。文家市战斗胜利之后，毛泽东、朱德同志率红一军团进至浏阳东北之永和，与由长寿街南来的红三军团会合。时间约在一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红一、三军团会合后，召开了两军团前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3〕[此时还不称中国工农红军。应为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共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朱云卿任方面军参谋长，杨岳彬（后叛变）任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辖红一、红三两个军团，红一军团司令部由方面军司令部兼，红三军团仍由彭德怀任军团长，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根据中央“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行动计划，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方面军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为当前行动目标。八月底，毛泽东、朱德同志率红一、三军团进抵长沙近郊，以红一军团担任攻打长沙城南门任务，红三军团担任攻打长沙城东门任务。这时获悉长沙守敌已增至十万人，并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根据这一敌情变化，毛泽东同志提出将长沙守敌诱出工事外边而逐个加以歼灭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当时提出的十六字诀是“接近壕沟，引其出击，消灭出击，夺取壕沟”。至九月三日，敌何键部阎仲儒旅自岳麓山过河出击，企图迂回攻击我军侧背。当该敌在猴子石一带滩头刚上岸，即被我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和红十二军包围全歼。其后，长沙守敌一直坚守不出。红三军团则采取蛮干的作法，搜集了好多水牛，将牛尾浇上煤油点燃，驱“火牛阵”冲撞敌电网工事。结果水牛乱跑乱撞，触电死了不少，敌人的电网也没有冲开。在此期间，红一、三军团曾以猛打猛冲的战法，对长沙城组织了两次总攻，均未奏效，我军遭到很大伤亡，尤其是红三军团伤亡更重。我所在的第四师第三团团长谢振亚牺牲，由副团长胡金生继任团长。第四师师长卢匿才反对攻打长沙，以“托派”罪名被枪毙，由红一军团派黄叶珍同志接任第四师师长。鉴于长沙久攻不克，经毛泽东同志耐心说服，红一方面军乃于九月十二日撤长沙之围，部队转移至醴陵、萍乡一带。不久，红一、三军团分头行动。红三军团进至江西之袁州（今宜春县）、分宜、新余一线，继之又推进到临江、上高一线，进行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筹款等工作。第四师第三团在这一带打了个大土豪，从地窖里挖出来六千多块银元和几十两黄金。直到敌人准备对中央苏区大举进攻时，红三军团才渡过赣江，撤到宁都县之黄陂、小布一线，准备进行反“围剿”作战。
红一军团离开醴陵、萍乡之后，会同黄公略同志的红三军团攻打吉安城。吉安守敌是蒋介石收编的原陕西地方部队一个师，师长名邓英。邓师见红军势大，未敢抵抗，即弃城而逃。红一军团遂于十月四日占领吉安城。
毛泽东同志在吉安城里搜集到大批报刊资料，进行研究分析，从中发现蒋、冯、阎中原大战〔4〕[蒋、冯、阎中原大战，即一九三○年五月至十一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联合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因主战场在中原地区，故称中原大战。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已结束，冯、阎败北下野，所部被蒋介石收编。毛泽东同志从这一形势中判断，蒋介石解决了冯、阎之后，已腾出手来，将要转移兵力大举进攻苏区。后来事变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判断。毛泽东同志还鉴于红一方面军久攻长沙未克，部队受到很大损失的事实，意识到目前红军去夺取敌人重兵把守、坚固设防的中心城市，不是轻而易举的简单问题。从而，开始对中央制定的夺取以武汉为中心的大城市的计划发生了怀疑，认为这个计划在当时是行不通的。毛泽东同志还感到，在蒋介石正集结重兵，即将对苏区和红军大举进攻的情况下，若红军继续远离根据地，在白区分散作战，将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于是，他果断地主张主力红军应尽快撤回到赣东最大的苏区集中，抓紧时间整训部队，待敌人大举进攻时，红军依托根据地同敌人作战。这就是著名的“诱敌深入”的方针。
“诱敌深入”方针与当时中央的方针是截然对立的，而中央的方针已被广泛接受和拥护。我虽然非常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方针，但由于我曾极力反对攻打长沙而被视为“右倾”，党内的一些会议已不准我参加，我也不便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尤其是长沙曾经被红三军团打开过，一些力主攻打中心城市的同志，以此来证实中央的方针和计划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样，我只好沉默不语。
在这期间，中央曾派周以栗同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督促红一方面军近湘再攻长沙，以执行中央夺取武汉的计划。为此，在红一方面军中曾引起激烈的争论，周以栗同志是湖南长沙人，早年曾同毛泽东、徐特立、何叔衡等同志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又在农讲所工作过，与毛泽东同志很熟悉。毛泽东同志就找周以栗同志反复交谈，阐述自己的观点，最后终于将周以栗说服，使周以栗同志放弃了攻打长沙的主张，转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峡江召开会议，研究部队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毛泽东同志耐心说服了与会大多数同志，放弃攻打长沙等大城市的汁划。但红三军团的一些同志仍坚持主张去攻打南昌、九江，以便会攻武汉。这样一来，峡江会议未能作出决议。方面军总前委委托周以栗同志到红三军团继续作说服工作，以统一全军的思想。后来会议在罗坊继续召开，最后作出了决议，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不打南昌、九江的意见，决定红一、三军团移师赣江东岸，向根据地中心退却，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以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
参加第一次反“围剿”
一九三○年底，蒋介石在结束了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混战之后，立即调兵十万，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组织指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进行大规模“围剿”。敌人此次进攻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是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以张辉瓒任前敌总指挥。敌第十八师和第五十师原是谭延闿〔5〕[谭延闿，曾任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一九二七年五月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八年以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一九三○年九月二十二日病逝于南京。]的老湘军，鲁涤平、张辉瓒、谭道源均系谭延闿的老部下。谭延闿死后，所部即由鲁涤平统率，归服蒋介石。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针对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红一、三军团于十二月初退到根据地中部宁都县的黄陂、小布、麻田一线隐蔽集结，待机歼敌。敌军进入我根据地以后，耳目闭塞，对我军的行动一无所知，因而处处扑空。而我军以逸待劳，消息灵便，对敌人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十二月二十九日，张辉瓒率其第十八师直属队及两个旅进至龙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于是日晚八时，下达歼灭该敌的作战训令，红一、三军团即刻奔袭就敌。一夜之间，我军即从小布、麻田地区扑向龙冈，于翌日上午十时许，对该敌发起总攻。红一军团担任主攻，经过激战，将敌第十八师两个旅一万余人全部歼灭，生擒敌师长、前敌总指挥张辉瓒。龙冈战斗一结束，我军即转头直取敌谭道源的第五十师。红三军团抄近路，翻过一座高山，直插南团。这时，敌第五十师恰从东韶进至南团，当即被我歼灭一个多旅，残敌掉头向东韶方向溃逃。龙冈、南团〔6〕[南团疑为东韶附近小地名。史书一般称此仗为东韶战斗。]两仗，打得敌人丧魂落魄，丢盔卸甲，抱头鼠窜。我军声威大振，乘胜转入进攻，将敌军全部驱出中央苏区。我军还趁势在广昌、宁都、乐安、永丰、南丰等县，摧毁了反动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至此，红一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三军团开到东韶、罗川、麻田一线休整。在麻田召开了军民祝捷大会，毛泽东同志到会讲了话。祝捷大会开过之后，当地群众给张辉瓒戴了高帽子游街，旋即将其处死，并将其首级割下来，放在一条小船上，从赣江飘流而下，直抵南昌后，被国民党收葬于岳麓山。
第一次反“围剿”之前，毛泽东同志曾根据中央的精神，提出“阶级决战”的口号，内容一是动员反“围剿”，并相应地在军事上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二是动员肃反打“AB团”。“阶级决战”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的作用；但在肃反打“AB团”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扩大化的偏差，造成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AB团”是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党部中一小撮极端反动分子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所以称为“AB团”，当时的说法是因为“AB团”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一九三○年十月四日，红一军团攻克吉安之后，在缴获的敌人文件中，曾发现有关于“AB团”的资料，并涉及到江西省行委和赣西南特委的负责干部，总前委因此认为对赣西南党的组织需要进行审查。于是派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率部队到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搞肃反。李韶九一到富田，就大肆捕人，几天时间，就在省行委、省苏、特委机关抓了一百二十多人，旋即开始刑讯逼供，屈打成招之后，继续捕人，连家属亦不能幸免。省行委、省苏、特委以及江西地方红军红二十军的一些负责人也先后被抓。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铤而走险，干了两件坏事情：一是模仿毛泽东同志的笔迹，伪造了毛泽东给古柏〔7〕[古柏，一九二九年后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寻乌军事委员会主任，寻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创建寻乌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年五月，协助毛泽东进行寻乌调查。后任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等职。]的信，制造毛泽东要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主犯的谣言。另一件事是他们鼓动红二十军哗变，扣留李韶九，放出被抓捕审查的人，并率红二十军西渡赣江，脱离总前委领导，到永新、莲花一带活动，沿途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这就是当时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以极大震惊，也使全党受到震动，认为“富田事变”是“AB团”里应外合，公开叛变革命。从而，使打“AB团”的肃反运动，在“阶级决战”的口号之下，进一步升格。
由于肃反扩大化，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惨痛损失。今天回忆这段历史，很令人痛心。赞成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我的看法是，当时我们党还处于幼年时期，缺乏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尤其缺乏肃反的经验。在割据状态下，外有国民党大军对苏区的公开分裂破坏行动，作为中央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总前委，难免惊心动魄，以为革命阵营内部混入大批反革命分子，不首先清理内部，便会葬送革命。于是，就错误地运用对敌斗争的手段去处理党内矛盾。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市干时，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方针，就是对这一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陈毅同志曾对我说过，毛泽东同志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二过。我认为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毛泽东同志当时针对国民党军队即将对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而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无疑是完全正确的。第一次反“围剿”就是运用这一方针，取得了红军建立以来的当时为止对敌作战中最大的胜利。以后，红一方面军相继取得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伟大胜利，同样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进行的。
一九三一年一月，我调到第四师任政治部主任并代理师政治委员，原师政治委员石恒中同志患病住进后方医院。我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的部队休整的机会，在东韶办了一个短期军事政治训练队，抽调二十多个优秀的班长进行培训，主要是学习如何作部队的政治工作，以培养部队的基层骨干。杨勇、曹祥仁同志就是当时参加受训的学员。这批学员经过训练以后，便被派到连队任政治委员。
我在第四师工作了近两个月，石恒中同志病愈归队，我被调任第三师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师原政治委员谢翰文因在打“AB团”中杀人过多而被免职。我从东韶牵着一匹马，驼着行李用具独自径直来到第三师驻地招携镇（在乐安县城以南几十华里处）。第三师师长彭遨是长沙楚怡工业学校的毕业生，有文化，工作能力很强，是红三军团最出色的指挥员之一。第三师在乐安县打土豪、筹款、扩军，并协助地方党委作群众工作。当时的乐安县委书记邱觉，是个小知识分子。县苏维埃主席邱子俊，是个工农干部。我住在招携镇期间，与他们常有来往，彼此很谈得来。我们部队离开那里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两个人，据说他们两个人都在肃反中被杀掉了。
参加第二次反“围剿”
第三师在招携镇驻了两个来月时间，即奉命开到兴国、宁都之间的龙冈、古龙冈一带打土围子，方面军总前委和红三军团司令部都驻在这一带。自一九三一年一月起，中央苏区党的领导机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央派项英同志自上海带领一部分同志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组织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央的决定，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同志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以周恩来为书记。因周恩来同志在中央工作一时离不开上海，暂由项英代理书记。周恩来同志直到是年十二月底才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在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同时，还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到这一年的三、四月间，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业已形成，参加“围剿”的国民党部队已陆续进至苏区周围。当时在如何对付敌人的“围剿”问题上，曾发生了争论。苏区中央局曾在古龙冈召开过一次扩大会议，以项英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主张红军离开苏区，打到外线去作战。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离开苏区，力主坚持“诱敌深入”的方针，待将敌军主力歼灭于苏区之内后，再适时转入反攻。项英同志虽然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作战指挥上，毛泽东同志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第二次反“围剿”仍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进行。
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比第一次的规模更大，共调集了二十万兵力，由国民党南京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的名义，坐镇南昌指挥。敌人采取的战术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连营七百里，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企图将我红一方面军压缩包围后聚而歼之，并摧毁我中央革命根据地。敌人出动的部队计有：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王金（钅玉）的第四十七师，郭华宗的第四十五师〔8〕[应为第四十三师。]，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李松年的第二十五师，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胡祖玉的第五师，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等北方杂牌部队以及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等部。敌军各部集结部署就绪以后，即兵分数路向我步步筑堡推进。敌在以富田为中心的一路，自东固至富田之间，部署了公秉藩、王金（钅玉）、郭华宗三个师，分别由富田、泰和、吉水出发，向东固方向齐头并进。敌另一路由陈铭枢（驻吉安）指挥第十九路军进至兴国、崇贤一线。我红一方面军主力则提前集结在东固一带隐蔽待机，决定以相对优势兵力歼灭富田至东固一线的敌三个师，而以红十二军一部监视和牵制敌第十九路军。
此时，红三军团已取消了五、八两个军部，直辖第一、第三、第四、第六四个师。各师的主官分别是：
第一师师长李实行，政治委员吴溉之；
第三师师长彭遨，政治委员黄克诚；
第四师师长黄云桥，政治委员石恒中；
第六师师长郭炳生，政治委员彭雪枫。
至五月中旬，敌军各部均未发现我红一方面军主力的去向，亦未受到任何抵抗，于是，便放心大胆地继续向我根据地纵深推进。敌第四十七师和第二十八师开始脱离其富田坚固阵地，向东固前进，为我歼灭该敌造成有利时机。我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乃于五月十四日晚八时，下达首歼该敌的军事训令，我军各参战部队迅即进入准备攻击阵地待敌。从富田到东固大约有一天多的路程，十六日上午，当敌第四十七师和第二十八师正行进在半路时，我集结在东固一带的红军主力，乘敌人在运动中，突然发起猛攻。红一军团的红三军、红四军和红十二军的第六十四师攻击敌中路的王金钰第四十七师，红三军团的四个师攻击敌南路的公秉藩第二十八师。红军指战员充分发挥猛打猛冲的特长，经过激战，很快将敌人压垮，旋即将敌人分割包围后歼灭。敌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四个团全部被我红三军团歼灭，公秉藩被活捉，后混入俘虏中逃跑。敌王金钰的第四十七师亦被我红一军团歼灭其大部，残敌向富田方向逃窜。敌北路郭华宗的第四十三师见势不妙，掉头溜走。彭遨和我率第三师迂回二百余华里，于十九日赶到富田，兜住该敌一个尾部，歼灭其一个旅，俘敌三千余，并缴获大批武器装备。
接着，我军乘胜向北运动，经吉水进至永丰县境内的藤田一线。守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未敢抵抗，望风而逃，未能将其抓住。五月二十一日晚，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下达歼灭位于永丰中村之敌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的军事训令，我军迅即挥师向南，经沙溪于翌日进到中村一线。敌第二十七师一部正在这一带山上构筑阵地。当即由红三军团主攻，第三师为前锋，红一军团兜敌后路包抄，旋歼其一个旅，俘敌三千余。继之，我军东向攻打广昌城，由红一军团担任主攻。广昌守敌是胡祖玉的第五师，胡祖玉在城墙上视察阵地时，被我侦察部队击毙，该敌即弃城溃逃，我军遂于二十七日占领广昌城。
我军继续乘胜向东挺进，进至福建建宁县境，攻打建宁城。六月一日，由红三军团主攻，红一军团打包抄，经半日激战，将建宁守敌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四个团几乎全歼，只一小部逃掉，俘敌三千余。攻打建宁城时，我第三师指挥所进抵城下，不料被守敌发现，敌人在城墙上掉转两挺机枪，对准我师指挥所扫过来。我由于视力不好，未能察觉。亏得彭遨眼疾手快，见敌人机枪要向我们扫来，猛地拉住我后退了两三米卧倒，还未等我定住神，敌人的机枪子弹已经扫在我们原先站立的位置上，子弹击起的沙土四散，溅了我们一身。彭遨拉着我滚向一处掩体后面，笑着对我说：“敌人这一梭子机枪子弹是冲你这付眼镜来的，知道戴眼镜的必定是个大官，敌人想拣个便宜，差一点儿把我也捎带上了。”这次要不是彭遨反应的快，我们两个人就被报销了。
我军攻克建宁城之后，毛泽东、朱德同志率方面军总部进驻建宁，红三军团前进至黎川一线驻防。
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从五月中旬歼敌王金（钅玉）、公秉藩所部开始，至六月一日攻克建宁城，我红一方面军半个月横扫七百里，连战皆捷，歼敌三万余，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和各种物资装备。尤其是打敌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和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时，该两部敌之全部武器装备，悉被我缴获。我军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并乘胜转入反攻，占领了赣东、闽西的黎川、南城、南丰、建宁、泰宁、将乐等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参加第三次反“围剿”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又调兵三十万，由蒋介石自任“围剿”总司令，坐镇南昌行营指挥，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初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蒋介石把前两次“围剿”的失败，归咎于非嫡系的杂牌部队作战不力，将士不肯用命。因此，第三次“围剿”中主要使用其嫡系部队参战。第三次“围剿”中敌投入的部队计有：陈诚的第十四师，罗卓英的第十一师，赵观涛的第六师（该师系蒋介石在浙江收编的北洋军阀周凤岐所部，军官均由黄埔学生担任），卫立煌的第十师（该师的基础系蒋介石在安徽收编的湖南叶开鑫所部），毛炳文的第八师，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以及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的两个师。此外，还有在第二次“围剿”中，遭我军歼灭性打击和重创的第四十七师（师长上官云相，原师长王金钰已被解职）、第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等部。此次“围剿”，敌人兵力多，来势猛，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在苏区内横冲直撞，寻找我红军主力决战。敌人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行进中每两个师为一路，紧紧靠拢，相互策应，使我不容易一口吃掉它。
红一方面军经过第二次反“围剿”的连续苦战之后，未及充分休整补充，即于七月上旬离开闽西及赣东，绕道千余里，经建宁、泰宁、将乐，转移至宁化，再进至宁都、瑞金、于都边界之壬田，抓紧时间休息了两天，并与李明瑞、葛耀山率领的红七军会合。红七军先归红三军团指挥，参加反“围剿”作战，后来正式归入红三军团建制。此时，在“富田事变”中拉走的江西第二十军也回到了中央苏区，该军番号被取消，部队分别编入红一、三军团。红一方面军先后取得两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同志的威望大增，指挥作战更加得心应手。第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同志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决定“避敌主力，打其虚弱，胜后再追”。开始准备在富田一线兜敌军的尾部打，首求突破一点，尔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我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我再乘隙打其可打者。七月三十一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向富田开进。红三军团自平安寨出发，穿过敌军间的空隙地带，昼伏夜行，通过兴国全境，进至泰和、万安边界的山上埋伏起来。这时，我军的行动可能被敌人察觉，敌第十一、第十四两师已先我赶至富田。方面军首长遂改变原计划，率领部队于八月四日折返高兴圩地区集中，另寻歼敌机会。八月五日晚，红一方面军主力利用夜暗通过了敌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至兴国莲塘，抓住了敌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八月七日，我红三军团立即向该敌发起攻击。当战斗进行到最激烈之时，林彪率生力军红一军团的红四军赶到，立即投入战斗。红四军的攻势凶猛异常，一个猛攻，就将敌人压垮，纷纷溃退，我军即尾敌猛追。敌第四十七师是北方部队，爬山的本领远不如红军。该敌被追到永丰的良村时，已精疲力竭，旋被我军压迫到一条沟里，大部就歼，敌副师长魏我威被击毙。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就在良村。我军歼灭了敌军第四十七师后，立即又向敌第五十四师发起猛攻，歼其师部及两个旅。就这样，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莲塘、良村战斗，俘敌达七千余。我红三军团第一师师长李实行在莲塘战斗中负重伤，不久即牺牲，由团长侯中英接任师长。
良村战斗结束后，红三军团乘胜向黄陂挺进，于八月十一日攻克黄陂，歼守敌毛炳文第八师一个多旅，俘敌旅长曾志远以下三千余。至此，蒋介石用来参加“围剿”的军队已损失近三个师而红军则愈战愈勇，情绪更加高涨。
敌人发觉红军主力东去，立即集中其主力，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向东包抄过来。八月十五日夜，我军主力又从敌人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西返兴国崇贤镇以北之枫边地区隐蔽休整。自七月初开始反第三次“围剿”以来，我们除了在平安寨休息了两三天外，一个多月来，几乎每天都是在山地、树林里行军打仗，部队已相当疲劳，这时才得到一个喘息休整的机会。我从平安寨到达泰和、万安边界地区以后，就没有草鞋穿了，只好打赤脚跑路。往常，我身上总有战士们送给的一两双草鞋备用。这一段时间，由于每天行军打仗，战士们也没有机会打草鞋了，我自己更顾不上打。因此，直到进入枫边地区，我打赤脚跑了二十多天的路。起初赤脚跑路，感到脚板痛疼难忍，尤其害怕茅草茬、树茬和荆棘扎脚。后来，脚板皮磨厚了，什么都不怕了，在碎石子路上和树林里可以行走如飞。那时红军行军打仗，经常要奔跑。记得从莲塘到良村的路上，敌人在前边跑，我们在后边追，敌机就在头顶上扫射轰炸。我们既要追击敌人，还要设法躲避敌机的轰炸扫射。由于红军没有对空射击武器，敌人的飞机疯狂得很，在离地面只有几百米的低空盘旋，追逐杀伤我军。即使部队伏在地面不动，敌机也完全看得一清二楚。因此，投弹扫射的命中率比较高，一颗重磅炸弹投下来，往往可以毁掉我们一个连。这样，我们只好以快速奔跑来躲避敌机。一次，我眼见一颗炸弹在我的头顶上落下来，我赶忙向前奔跑躲避。谁知，当我跑出去约四五十米远的时候，这颗炸弹就落地了，但不是落在我原先的位置，而是不偏不倚恰好落在了我刚刚跑到的地方，就落在我的脚下。我一时不知所措，心想这次可逃不掉了。事有凑巧，这颗炸弹落地之后竟没有爆炸，实属侥幸。
我们在枫边地区休息了个把星期的时间，大家都穿上了草鞋，部队又继续向西进至兴国以西之均村地区休整待机。及至敌人发觉我军去向，再掉头向西时，我军已经休息了半个多月时间。而敌人则是东跑西奔，疲于奔命，饥渴沮丧，被拖得精疲力竭，狼狈不堪，最后只好收兵退却。后来我们从缴获敌人的文件中发现，敌指挥官纷纷抱怨：“肥者拖瘦，瘦者拖垮、拖死。”九月七日，我红三军团乘敌人退却之机，在兴国老营盘歼敌蒋鼎文第九师一个独立旅，俘敌团长王铭以下三千余。接着，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的红四军互相配合，在高兴圩同蒋、蔡的第十九路军展开激战。第十九路军是一支比较强硬的部队，因此，这一仗是啃硬骨头。结果，双方打了个平手，伤亡都很大。这对我们红军来说，算是一次不利的战斗。红军作战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于我有利的就打，于我不利的就不打，不能同敌人拼消耗。因为我们不仅要靠打胜仗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还要靠打胜仗来装备壮大红军。胜负难分的战斗，显然对红军不利。我参军作战以来，亲眼目睹了两次伤亡惨重的战斗：一次是在大革命时期，北伐军攻打汀泅桥之役，战场上的尸体横倒竖卧，比比皆是；再一次就是高兴圩之役，漫山遍野摆满了尸体，指战员们浑身上下都被汗水和鲜血浸透。此役红三军团担任主攻，伤亡更重。红三军团第四师代师长邹平（师长黄云桥生病未参加战斗）于此役牺牲。高兴圩战斗以后，红三军团因减员太多，即将所辖的四个师缩编为三个师；原第四师编散，原第六师改为第二师。
我军撤离高兴圩之后，进至崇贤与东固之间的方石岭，于九月十五日将敌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全歼。方石岭战斗一开始，我军一个猛攻，就将敌第五十二师冲垮，该敌抱头溃逃。我军尾敌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东固附近的一座山底下，将该敌全部缴械，俘敌师长韩德勤、旅长张忠颐以下万余人。红军对待俘虏的政策是愿意留下的欢迎，不愿意留下的就放走，并发给路费。敌师长韩德勤扮成士兵，混在俘虏堆里，领了路费被放掉了。该师全军覆没以后，番号仍然保留。后蒋介石又从第十一、第十四师各抽一个旅，重新成立第五十二师，由李明任师长。后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该师再次被我全歼，李明被击伤后毙命。韩德勤是顾祝同的心腹大将，同属于蒋介石嫡系。真是冤家路窄，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新四军工作时，又与韩德勤相逢。当时韩任国民党苏皖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拥兵苏北，不思抗日，专同新四军搞“磨擦”，不断向新四军进攻挑衅。后韩部顽军被新四军一举全歼，韩德勤再次当了俘虏。韩被俘后，开始还充硬汉，不开口讲话，不吃不喝，搞绝食。后来经过我们作工作，他才开口讲话，也不绝食了。为了团结抗日，我们把他释放，并发还了部分人枪。韩德勤回去以后，就被蒋介石撤职了。
方石岭战斗打完，第三次反“围剿”即告结束。敌人被迫退出中央苏区之后，较长时间没有再来进攻。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了四次较大的战斗，除高兴圩一仗打了个平手之外，莲塘、黄陂、方石岭三次战斗，都打了胜仗。这时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红军的声威大振，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扩大。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奉命从兴国出发，向瑞金集中。当行至东固附近的六渡坳时，突遇敌机袭击，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同志在指挥部队隐蔽和对空射击中，不幸中弹牺牲，使红军损失了一位著名的将领。为了纪念这位功勋卓著的红军优秀指挥员，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江西东固六渡坳和瑞金叶坪修建了“公略亭”，红军步兵学校亦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并以吉安、吉水两县的红色区域为主成立了“公略县”。公略县成立之日，召开了隆重的追悼黄公略大会。会场主席台两侧悬挂了巨幅挽联上写的挽词是：
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
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红一方面军在瑞金集结休整了三天时间，便分散各地去开展群众工作，打反动地主武装盘踞的土围子，搞筹款、扩军，以便把整个中央苏区联成一片。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前，中央苏区还没有完全形成联结成一片的根据地。比较巩固的红色区域只有兴国、永丰、吉水、吉安、赣县、泰和、万安、宁都等部分地区，其他多为游击区，而城市多被敌人占据。在中央苏区境内，尚有不少白色据点割据。一个时期以来，红军忙于对付蒋介石的大规模“围剿”，到处转战，还顾不上集中力量去联结根据地、建立地方政权。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估计敌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大可能凑齐兵力发动新的“围剿”，这就为我们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毛泽东同志主张集中力量敲掉中央苏区境内的白色据点，尽快把整个中央苏区联成一片，成为一块完整的巩固的根据地，以利于今后的发展。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战略思想，红一方面军作了相应的部署，并立即分头行动执行。红一军团在北线，以石城为中心，活动于广昌、石城、宁都（宁都城尚为敌第二十六路军占据）一带地区；红三军团在南线，活动于瑞金的南部地区、于都的大部地区以及会昌、寻乌、安远等县一带，并尽可能向三南（龙南、定南、金南）地区发展。红三军团的具体部署是：第一师置于筠门岭一线，第二师置于安远一线，第三师置于于都、会昌、瑞金三县交界处的西江镇一线，红七军（已正式归红三军团建制）置于寻乌一线。我们第三师到了西江镇地区后，我即与彭遨同志确定全师以连为单位，组成若干个工作队，每个连包一个乡，深入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并以西江镇为中心，建立了西江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我们在该地区活动了三四个月时间，将境内的白色据点全部清除掉，群众已充分发动起来，根据地得以巩固扩大。
在此，还要补述一件事情。在第三次反“围剿”以前，蒋介石曾先后两次派说客到中央苏区，对红军高级将领进行策反。蒋介石看到派大军进行“围剿”，不但没有剿灭红军，自己反而连吃败仗，被红军消灭了不少有生力量。于是，便施展阴谋手段，妄图通过策反红军高级将领，使红军内部发生分裂，不战自乱，借以达到瓦解红军、摧毁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目的。敌人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派黄公略的异母哥哥到中央苏区来策反彭德怀。红一方面军粉碎蒋介石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之后，红三军团开至江西黎川一线，第三师驻扎在硝石。黄公略的这个哥哥奉蒋介石之命，自临川经南城到一了黎川，刚一踏入硝石我第三师防地，就被哨兵查获。此人被带到师部后，即表明身份，自称是黄公略将军的哥哥，要面见彭总指挥有要事相告。我立即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报告说：“有个黄某人现在到了我师部，要求见你，我看来者不善。”彭德怀同志听完我的报告后说：“知道了，你立即派人把他给我送来。”我按照彭德怀同志的嘱咐，派人把他送进黎川城。彭德怀同志在黎川城与此人见面之后，先是盛情款待，宴以酒席。彭德怀单独作陪，频频劝酒，虚与委蛇，以探明其真实来意。待此人有了几分酒意，便将其奉蒋介石之命，以高官厚禄收买彭德怀的意图和盘托出。之后，彭德怀同志便将此人送进一间空房子里住下，派人看管起来。第二天彭德怀打电话告诉我和彭遨，说那个黄某人已押送第三师师部，待此人到后，就把他宰掉，把脑袋割下来，交给他的勤务兵带给蒋介石交命。过了不大功夫，黄某人即被押来师部，我们按照彭德怀同志的吩咐，将他处死。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听说蒋介石派说客来策反红军高级将领的事情了。
参加赣州、水口、乐宜诸役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相继发生了“九·一八事变”〔9〕[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事件。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晚，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东北军奉命不抵抗。日军于十九日晨占领沈阳，随后分兵向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进攻。一九三二年二月东北全境沦陷。]，“一·二八抗战”〔10〕[一·二八抗战，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晚，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闸北向中国驻军进攻，驻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等指挥下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抗战”或“一二八淞泸抗战”。十九路军在第五军配合下，共毙伤日军万余人。三月三日，中国军队被迫从上海撤退。五月五日，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和宁都起义重大事件，整个形势的发展对革命非常有利。尤其是宁都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最大的一次武装暴动。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等同志领导下（该部原有我党的工作基础），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加入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宁都起义使红军增添了新的血液，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当时全国抗战御侮的呼声很高，人民群众情绪激昂，反动统治集团内部也开始分化。如果我们党采取正确的方针策略，发展这一大好形势，将会大大推进革命的进程。然而，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成立的临时中央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没有能够及时地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等口号和主张。后来，在共产国际的倡导下，这些口号和主张虽然提了出来，但是在实际上缺乏具体计划和部署，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又受到“左”的干扰。同时，临时中央还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这一既脱离实际又脱离群众的口号，以致丧失和贻误了利用大好形势推进革命的有利时机。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11〕[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又称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坚持“城市中心论”，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又变成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统治长达四年，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逐渐在全党推行。在中央苏区，开始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统一领导各根据地红军的作战和武装建设。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经理部，由叶剑英任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范树德（后叛变）任总经理部长。中革军委成立后，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即奉命撤销，原红一方面军所属各部队直接归中革军委领导指挥。同年十二月，周恩来同志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这时毛泽东同志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一方面免除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另一方面给了他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主席的名义。由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只是个空架子，这个“执行主席”也只能是个空头衔。起初，毛泽东同志曾试图利用他尚未离开部队的条件（当时毛泽东同志仍随红一军团行动）发生影响，但终因党内斗争十分激烈，莫可奈何，他只好赋闲，到汀州医院去养病，到农村搞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就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
临时中央一大批同志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就逐步开始系统地批判毛泽东同志从前在中央苏区实行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在瑞金发行的《红色中华》报、《红星》报、《斗争周刊》〔12〕[《红色中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办的报纸，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江西瑞金创刊。
《红星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刊，不定期出版。
《斗争周刊》，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的机关报。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创刊于中央苏区。]等上面，集中发表批判文章。只是碍于共产国际的干预，批判文章才没有直接点毛泽东同志的名字。与此同时，在下面则找出一些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主张的同志点名批判，如在闽西开展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13〕[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即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的“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一九三三年罗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时，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错误地把这种意见说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因而，撤销了罗明的职务，开展了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借机打击排斥了大批坚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党政军领导干部。由此，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进一步在闽、粤、赣地区得到贯彻]和江西形展的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就是属于这种情况。当时把毛泽东同志坚持的正确主张，说成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号召在党内和红军中“要集中火力反右倾”，并提出了一整套“左”的纲领和政策，以取代过去在中央苏区的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纲领和政策。比如，军事上提出要夺取中心城市，要大踏步地打出去；土地政策上提出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城市政策上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干部政策上提出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化，把赞成和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主张的一些干部撤换掉，等等。
一九三二年一月，临时中央发布《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集中红军主力夺取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并指示中央红军（原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继而夺取吉安和南昌等。毛泽东同志极力反对这一错误决定，但苏区中央坚持执行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方针，力主攻打赣州。
赣州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一条赣江两条支流，章水自南流向北，贡水自东流向西，赣州城就在两水汇合的口子上。赣州守敌是国民党云南部队一个旅，旅长名叫马昆，早年曾与朱德同志同过事。当时赣州城里还集中了一批赣南各县的反动地主武装。我军参加攻打赣州城的部队，是红三军团全部和红一军团的红四军，后来又增调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参战。
我当时任红三军团第一师政治委员，第一师师长是侯中英同志。我原来是在第三师任政治委员，因为在第二次肃反打“AB团”时，我对肃反委员会轻易捕人、杀人的做法进行了抵制，而被撤了职。第二次肃反时，我接受了前一次沉痛的教训，已经意识到那种逼供、杀人的作法是胡来。当时肃反委员会给第三师交来一份所谓“AB团”分子的名单，要抓起来审讯。我知道凡是抓走的人就不会再回来了，我就硬着头皮顶，坚决不肯抓人。我对肃反委员会的人说：“以前说是地主、富农叛变革命，要进行阶级决战，可是你们要抓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地主、富农，都是工人、农民出身的、经过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指挥员，他们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我现在还记得有两个连政委，一个叫石文祥，是井冈山上的小鬼，原来是当号兵的；另一个名叫曾彬农，是个农民出身的同志。这两个人都是我到第三师以后提拔起来的连政委，表现很不错，打起仗来非常勇敢。但肃反委员会一定要抓这两个人，我一看硬顶也无济于事，便让他俩暂时上山去躲起来。肃反委员会找不到这两个人，也就没有办法了。石文祥和曾彬农在山上躲藏了约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我每天派人给他们俩送饭，打起仗来就派人把他俩叫回来，各回自己的连队带兵。他俩明知上面要抓捕他们，但并不逃跑，打起仗来仍是勇敢地冲锋陷阵。这样，我越加坚信他们不是反革命，决心保护他们。但是过了不久，这事被肃反委员会发觉了，他俩还是被抓走杀掉了，非常可惜！我也因此而被怀疑有问题，或说我是AB团，或说我是托陈取消派，于是决定将我抓起来审查。幸好彭德怀同志得知情况后，进行了干预。彭德怀同志问肃反委员会为什么要抓我，肃反委员会拿不出我是“AB团”和“托派”的证据来，只好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同志说：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怎么能抓、杀呢？这样，我才幸免被杀头，但兵是不能带了，被撤了第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我没有事情可干了，彭德怀同志就让我到军团司令部去当秘书。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面对肃反扩大化问题开始有所纠正，就派我到第一师任政治委员，我刚到第一师工作不久，就赶上打赣州。
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指示，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下达攻打赣州的军事训令，各参战部队陆续开至赣州城郊阵地。攻打赣州的战役，由彭德怀同志任前敌总指挥，红三军团担任主攻，红四军担任打援任务。同时调江西、闽西军区的五六个独立师担任游击、警戒任务，由江西省军区司令员陈毅任总指挥。二月四日战斗打响后，我军首先扫除了敌外围工事，迅速分兵向赣州城垣推进。当时红三军团的部署是：红七军攻打城东门；第三师位于城东门与南门之间，占领附近一带高地，监视守敌动向；第二师攻打城南门；第一师攻打城西门。城西门以西是章水河，正面是城墙，第一师部队就摆在城墙与章水河之间。攻城的方法是掘坑道爆破和架梯爬城强攻。首次进攻由于爆破未成功而受挫，我攻城部队受到很大伤亡。赣州战役开始之前，我就对此次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持反对意见。待抵达赣州城下，我发现地形条件对我十分不利，越发感到这个仗打不得。第一次攻城受挫以后，我向军团司令部提出撤围建议，但未获批准。苏区中央局和总政治部力促红三军团加紧攻夺赣州城，于是，各攻城部队在坑道内增添了大量炸药，再次实施爆破。位于城东门附近的红七军首先将炸药引爆，爆炸后冲起的砖石泥土飞到半空中足有一百米高，落下来时正好压住了预伏在城下的我突击部队，一支二百余人的突击队被埋掉了。城墙被炸倒之后，守敌一个连被炸死，但敌人很快作了调整，加强了突破口处的守备力量。我军重新组织突击部队进攻时，战机已失，第二次攻城又未奏效。我再次提出撤围建议，仍未获准。此后，又连续组织了两次爆破攻城，均未奏效。
我军屯兵坚城之下，屡攻不克，伤亡越来越大。这时，陈诚奉蒋介石之命，派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率部自吉安驰援赣州。敌援兵到达遂川以后，继续南进，并架设浮桥渡江。我军发现敌援兵进抵赣州附近时，即派出一支部队，用“火船”去烧敌军的浮桥和渡船，以阻止敌援兵渡江。红军战士非常勇敢，驾驶小船直冲敌阵，快接近敌人时，即将煤油浇在船上点燃，驾驶的战士跳下船往回游。敌人组织密集火力向我射击，驾船的战士纷纷中弹落水。其实，用“火船”阻止敌人渡河根本无济于事。敌渡船见“火船”漂来，即将渡船划开让过“火船”，连浮桥也没有烧着。敌第十一师一部渡江后，由北门潜入赣州城，加强了守城兵力。另一部分路包抄我军侧后，并向飞机场进击。我见敌援兵已进城，并对我攻城部队形成分割包抄之势，在此情况下，我军攻城已无望，且我军久战而疲，减员不断增加，若继续滞留城下，后果将不堪设想。我直接向彭德怀同志建议撤围，并批评他是半立三路线。但彭依旧不予理睬。
敌第十一师一部进城后，乘夜在城墙底下打了许多洞口，下半夜两点钟光景，敌人从洞口出城，突然向我军发起反攻，城外敌援兵也乘机向我进攻，内外夹击，使我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在敌人发起攻击之前，我军一无所知，根本没有想到敌人会在夜里出击。当时我在师指挥所里，侯中英师长已经睡熟，我一到打仗的时候，就睡不稳觉，心里总放心不下。过半夜以后，我隐约听到枪声，感到不对头，估计是敌人开始进攻了。我立即把侯中英唤醒，告诉他敌人开始出击了，让他到前边去看看情况，指挥部队。侯中英睡着了不想起来，我硬是将他拖起来，他才跑出去看部队。我仍放心不下，就带着通讯排长和通讯班，离开师指挥所，走出一百多米，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设立了新的指挥所，并立即架线与军团司令部联系。电话接通后，我向军团部报告说，情况相当紧急，应立即下令部队撤退突围。接电话的是军团参谋长邓萍，他告诉我不准撤退。这时，四周一片漆黑，只听见枪声越来越近，知道敌人已打到我们附近来了。情况已相当危险，我只好采取机动措施，先让师参谋长（是个大胖子，走路很困难，忘其姓名）和政治部主任江华带领师直属队撤到南门以东的山上去。然后，我让通讯排长去通知特务连速作应急准备。特务连连长刘少卿带领特务连刚撤离原来的师指挥所，敌人就到了那里。我望见原来的师指挥所火起，就带领通讯班离开了临时指挥所，摸索着向前移动。路上碰到一个连政治委员带着部队仓惶往后撤退，我严厉地批评了他，命令他带队就地抵抗，掩护指挥机关先撤。这个连就在原地散开，阻击敌人，坚持了一阵子，赢得一些时间，但该连不久就全部壮烈牺牲。我继续往前走，发现军团部原来派在第二师和第三师之间负责联络任务的特务团一个营还在原地未动，我就让他们赶快撤走，留在这里等于白白送死。营长姚吉因未接到军团部撤退命令，不敢撤走。我对他说，你赶快带领部队撤走，一切由我负责。这样，姚吉才带领全营撤出险地。我带着通讯班继续去寻找其他被打散的部队，黑夜中辨不清方向，误入南门外敌人的飞机场，迎面碰见机场守军向我们大声喝问：“哪一部分？”我随口说了声“是一师的”。敌人误以为我们是罗卓英的第十一师的，就没有细问。我趁他们尚未察觉的当儿，迅速通过机场，到了南关外，恰巧碰见侯中英同志正在那里指挥部队撤退。我说应该与第二师联系一下，他说他还要到前边去看看，说完他就走了。我只好自己赶到第二师指挥所，见到师长郭炳生之后，就建议他指挥部队撤离。郭炳生说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不能撤离。因为郭炳生曾是我的上级，他不肯撤，我也不便多说什么，便转回南门外去找侯中英同志。但找了好一阵子，也不见侯中英的踪影。后来才得知侯中英同志已被俘。此时，我的四周都是敌人。在靠近河边的一座城楼上，敌人的两挺机枪正对着街面猛扫，我们的部队已被打散，失去了指挥建制，乱跑一气。我意识到我自己已经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必须设法马上撤离。于是，我带领通讯班的几名战士钻进临街一家店铺里，关上前门，打开后窗子跑了出去，一气跑到城南的山上，才得以脱险。我在南山上迅速将零散部队收拢起来，就地坚守。这时，敌人开始从南街向外攻击前进，我指挥部队将敌人击退。不久，敌人再次组织冲锋，恰好红五军团及时赶到，将进攻之敌压了下去，我们才重新收拢部队，撤出战斗。
赣州之役，历时月余，我军遭到巨大伤亡，红三军团损失在三千人以上，我们第一师损失掉八九百人，师长侯中英被俘后遭杀害。攻城之初，我军在数量上是占优势，红三军团参战部队达一万余人。但地形条件对我十分不利，赣州城高且固，三面环水，坚城之下屯重兵，旷日持久地攻城，乃兵家之大忌。负责打援的红四军把主要力量放在南面，用来对付广东方面的援敌。没有料到敌人会从赣州以北的吉安远道驰援，因此，未能在北面堵住援敌。待敌人半夜里从城内打洞出击，我军没有准备，有些措手不及，临战于我十分不利的情况之下，又不准部队撤离险境，遂导致重大损失。我当时自作主张地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使一部分部队免遭损失。虽然是在未接到命令的情况下指挥部队撤退，但由于我事前曾几次提出过撤退的建议，而当时我在那种情况下的处置亦属恰当，因此，事后上边并没有追究我。
毛泽东同志是不赞成打赣州的，他主张中央红军应在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战的口号下，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地形条件比较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发展革命战争，消灭白色据点，逐步扩大巩固根据地。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我军在久攻赣州未克，被迫撤围之后，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中旬，在赣州东北之江口举行苏区中央局会议，继续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与会多数同志不赞成毛泽东同志关于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会议决定中央红军东西两路分兵，夹赣江而下，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
江口会议之后，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入闽作战，以红三军团组织西路军进至赣江以西上犹、崇义，继而进至湘南的汝城、桂东、茶陵一带活动。东路军入闽后，首取漳州，十九日，于漳州外围歼敌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主力两个旅，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包括飞机两架。二十日占领漳州城。西路军于过赣江之前，在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主持下，在田村召开会议，对我进行批判。说我反对攻打中心城市是对抗中央路线；又说我主张打土围子、扩大苏区和反对“左”的土地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等等。我不服，在会上与他们争论。部队出发过赣江向西运动后，一路走，一路批判我，我就同他们争吵了一路。这一次虽然对我批判得很严厉，但是没有给我处分，也没有撤职。不久红三军团恢复了红五军番号，由邓萍任军长，贺昌任政委，调我去任军政治部主任。红五军编为三个师：第一师师长洪超，政治委员黄春圃（江华）；第二师师长郭炳生，政治委员彭雪枫；第三师师长彭遨，政治委员徐策。红三军团所辖之红七军军长是张锡龙，政治委员张纯清。红七军在上犹地区收编了一批地方武装，编了第十九、第二十两个师，分别由李显、龙云任师长。
我随邓萍、贺昌同志率红五军到了茶陵、莲花、永新一带活动了一个时期，本想收编一些地方武装以扩大主力部队，但收获不大。继之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上犹地区。一九三二年六月，我们接到命令，要同东路军会合，解决进犯赣南、闽西中央苏区之粤敌，并相机攻夺赣江流域中心城市。于是，两路军即回师赣南，向南康、大余开进。行军途中，我同贺昌同志一起走，他继续批判我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同他争吵。部队宿营后继续争吵，吵得很厉害，但各持己见，谁也没有说服了谁。我对贺昌同志说要准备同他争论20年。贺昌同志不愧为真正的共产党人，争吵归争吵，吵过之后，照样相处，毫不计较，也不影响工作。
七月二日，红三军团在大余东北池江地区击溃由南康向大余集结之敌四个团，溃敌退守大余。三日，红一军团一部击溃梅岭关守敌一个团，占领梅岭关要隘。四日，红三军团开始围攻大余之敌。八日至十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闽西两军区地方武装配合下，发起水口战役。在南雄以东之水口地区击溃由信丰撤退及由南雄增援之敌十个团。粤军的战斗力比较强，同粤军作战是硬碰硬，不符合我军历来坚持的避强击弱、避实击虚的原则。加之这次作战，我军没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遂使水口之役打成击溃战，未能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也没有缴获到多少东西，我们自己还受到一些伤亡。这对红军作战来讲，是得不偿失的。
水口战役之后，中革军委根据苏区中央局兴国会议精神，于八月八日下达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军事训令，决定首先消灭盘踞在乐安、宜黄之敌第二十七师，进而威胁与夺取吉安、抚州等中心城市。在江西、闽西两军区所属地方部队配合下，红一军团于八月十七日攻占乐安，全歼守敌一个多旅。红三军团于八月二十日攻占宜黄，歼守敌近两个旅。乐宜之役我军共歼敌高树勋第二十七师三个旅，俘敌五千余，缴枪四千余，并击落敌机一架。毛泽东同志已于八月八日被中革军委重新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取得乐宜战役重大胜利后，没有按照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意图去攻打中心城市，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损失，使我军保持了战略主动。当时我军已在大山里行动了个把月时间，没有得到休整，加之当地山高林密，气候潮湿，瘴气弥漫，部队中烂脚病大量发生，行走很困难。于是，红一方面军全部撤回到宁都、广昌地区休整。这时，红三军团又撤销了红五军番号，邓萍同志回到军团部任参谋长，贺昌同志调到中央工作，我被派到第三师任政治委员。
一九三二年十月，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对毛泽东同志进行系统的批判。会议把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人”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把毛泽东同志在江口会议上提出的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指责为对中央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把毛泽东同志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战略方针所提出的正确批评，指责为“不尊重党的领导机关”、“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还指责毛泽东同志是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摇羽毛扇的方法指挥战争，等等。宁都会议决定继续贯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要求红军在敌人新的“围剿”开始之前，就以自己的进攻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江西首先胜利。这次会议开过之后，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再次被免除，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由周恩来同志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宁都会议之后，红三军团政治部在广昌召开会议，集中对我进行批判。王稼祥同志作为中央和中革军委的代表，出席了广昌会议，并在会上作了讲话。广昌会议之后，我即被撤销第三师政治委员职务，调我到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长。一个星期以后，又把我放到教导营任政治委员。教导营设在广昌，我在教导营工作了大约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谢振华同志当时在教导营学习，记得他那时候才十五六岁。教导营营长叫张翼，后来叛变投敌。
一九三二年年底，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同志又回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贺昌同志回来之后，就把我从教导营要回来，任命我为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这样，我又从后方回到前方，与贺昌同志在一起工作。我们俩重新相处之后，都还是老样子，谁也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每天吵架，他骂我一通，我回敬他一番，无非是他批我右倾，我批他盲动主义。但彼此之间相处得很融洽。
这个时期，有两件事情需要追述。
第一件事情是在水口战役之后，部队向乐安，宜黄开进途中，我与曾希圣同志邂逅相遇，才知道他已经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当时他在中革军委当作战科长。我们俩自上海分手之后，这是首次相逢，彼此都感到格外亲热。曾希圣同志向我谈了一些白区工作情况之后说，现在情报工作很难搞，他准备下功夫解决密码破译问题。我听了之后，非常赞成他的想法，并鼓励他下决心干出个名堂来。曾希圣是高等师范毕业生，数学基础很扎实，又在中央军委搞过一段秘密工作，现在要搞密码破译还是很有条件的。此后不久，他果然把密码破译搞成功了，他是红军中搞密码破译的创始人，对当时红军作战是一个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红军长征时期，全靠曾希圣破译敌台的密码来获取情报。如果没有这项工作，红军在长征中将会增加更大的困难。因此，曾希圣同志这个功劳是值得记述的。
第二件事情是在一九三二年秋，红三军团发生了郭炳生叛变事件。郭曾参加过平江暴动。乐宜战役后，部队决定撤回到宁都、广昌地区休整。当时郭炳生任第二师师长，趁部队撤退转移之机，他拉走一个团和师特务连去投奔国民党。第二师政治委员彭雪枫同志闻讯后，立即前去追赶，把那个团追了回来。师特务连是郭的老部下，又多系湘潭同乡，便跟随郭一起跑掉了。郭炳生叛变以后，蒋介石委任了他一个第七师师长的头衔，其实是个空架子，没有几个兵。当时，国民党利用郭炳生叛变这件事大做文章，到处散发传单，企图瓦解红三军团。红三军团当时确有个别干部受到诱惑而发生动摇，相继跑掉了几个人。一个是军团司令部作战科长舒适，一个是军团供给部长陈宗实。这两个人跑到南京以后，蒋介石委任他们为上校参议。舒适原毕业于湖南讲武学堂，曾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团副，后来他参加红军就带有很大的投机性。舒适因为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军事素质，又当过红军的高级干部，为蒋介石提供了不少红军的情况和材料，因而受到蒋介石的器重。解放战争时期，舒适先在东北任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副军长，后来当了杜聿明的参谋长。他在徐州“剿总”任参谋长时，改名舒适存。淮海战役结束时，正赶上他奉杜章明之命赴南京向蒋介石汇报而幸免被俘。国民党撤离大陆退守台湾以后，他曾任台湾警备副司令。不久这个人就销声匿迹了。
粉碎敌第四次“围剿”
一九三三年一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大规模“围剿”。担任主攻任务的敌人中路军，以陈诚为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兵分三路向我进犯，妄图消灭我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
这时，毛泽东同志已经离开了红军。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战术，已在红军中深入人心。开始，周恩来、朱德同志指挥红一方面军隐蔽地向北运动，寻机歼敌。根据曾希圣同志破译的敌台密码，我们对敌军的指挥调动了如指掌。而敌人进入苏区之后，由于群众封锁消息，对我军的行动毫无所知。我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至南丰、南城、金溪、贵溪一带地区之后，在上清宫抓住了敌周浑元的第五师。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我集中红一、红三、红五三个军团的兵力，一举将该师全歼，俘敌旅长周士达以下二千余人。上清宫是道教祖师张天师居住的地方，张天师住室里到处张挂着古字画，都是历代名人的手笔。我们在那里住了三天，一张字画未曾动过。
这时，中共临时中央已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命令红一方面军进攻敌人重兵设防的南丰城，企图以此来破坏敌人的“围剿”计划。陈诚获悉我军围攻南丰的情报后，一面令南丰守军毛炳文的第八师据城固守，一面令其所属各纵队迅速向南丰驰援，企图合围红一方面军主力于南丰城下。
南丰城高且固，守敌实力较强。担任主攻任务的我红三军团，在彭德怀同志的指挥下，先后两次奋勇强攻南丰城，均未奏效，我军伤亡不小。第三师师长彭鳌亲临前线视察敌人城防，不幸中弹牺牲。彭德怀同志见两次强攻未克，今又折损大将，心中十分不快。加之陈诚正督率优势兵力迅速向我进逼，彭德怀同志乃向周恩来、朱德同志建议撤南丰之围。此时，敌援军正沿永丰、宜黄向我苏区边缘东进，增援南丰。红三军团遂改强攻为佯攻，主力与红一军团一起转移至宜黄、乐安之线以南，侧击东援之敌。经两天的急行军，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至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吴村地区，埋伏在敌行进必经之路两侧的大山树林之中，待机歼敌。敌左翼援军由罗卓英率第九、第十一师自宜黄南进，右翼援军李明的第五十二师和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自乐安分两路南进，对我军的行动毫无察觉。二月二十七日，敌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行进至黄陂以西的桥头附近，我红一方面军主力对该两师之敌突然发起猛攻，将敌行军纵队拦腰截成数段。经两天激战，全歼该敌，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被击伤后毙命，第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被生俘，并俘敌官兵一万六千余人，缴枪一万五千余支。
敌左翼第九师（师长李延年）、第十一师（师长肖乾）继续由宜黄经东破、甘竹向广昌进攻。我军在结束桥头城战斗之后，移兵黄陂、东韶一线，隐蔽集结待敌。三月二十日，敌第十一师进至草台冈、徐庄一线。二十一日拂晓，我军突然向该敌发起攻击，经一天激战，歼敌第十一师五个团，敌师长肖乾被击伤，并歼敌第九师一个团，共俘敌官兵八千余人，缴枪七千余支。这一仗打得相当艰苦，我军的伤亡也很大。彭绍辉、洪超两位同志就是于此役被打掉胳臂的。这一仗打完之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就被粉碎了。
第四次反“围剿”中，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同志的指挥下，沿用毛泽东同志确定的军事方针，打了几个胜仗，吃掉敌人近三个整编师，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特别是缴获到相当多的轻机枪，改善了我军的装备。在此以前，我军只有重机枪，没有轻机枪，而国民党军队中每个连队配备有三挺轻机枪。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我军每个连队才开始配备起两到三挺轻机枪。打这以后，李德〔14〕[李德，德国人。早年参加德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到苏联，曾任苏联红军的师参谋长。一九三二年受共产国际的派遣来到中国。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中央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实际掌握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负有重要责任。一九三九年夏返回苏联。]来到中央苏区直接指挥作战，红一方面军就再也没有打过好仗了。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整个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全国抗日运动蓬勃发展。在中央苏区，我军不仅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大规模“围剿”，而且相继将苏区内的许多白色据点打掉，使中央苏区联成了一片。我军经过三次反“围剿”作战，虽然受到一些消耗，但不到三个月时间，就补充发展起来了，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使国民党军队再次损兵折将，遭到惨败。然而，中共临时中央自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之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受到了进一步的排斥，并最终取消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同时，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把过去中央苏区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当作右倾机会主义加以批判，推行一整套“左”的方针、政策：原来红军的三大任务只剩下打仗一项了，土地政策、工运政策、城市政策、商业政策等都是“左”的一套。这样一来，不仅丧失了发展苏区和壮大红军的有利时机，而且在苏区内造成了赤白对立，给红军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过去我们可以从赣州、吉安等地把盐运进中央苏区，这时候不行了，中央苏区吃盐却成了大问题。国民党加紧对中央苏区实行封锁，固然是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而另一方面，我们实行过“左”的政策，把私商这条线也割断了，等于自我封锁起来，结果连盐也没有吃了。当时兄弟部队见面时，能要到一点盐，算是很大的收获了。军事上的分兵作战和瞎指挥，则使红军连连受挫，逐渐削弱，以致丧失机动作战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是当时的“左”倾冒险主义给革命造成了巨大危害。
大湖坪整编和东方军入闽作战
第四次反“围剿”之后，红一方面军奉命开至永丰、乐安之间的大湖坪进行整编。在行进途中，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不慎坠马，跌断了腿，被送往瑞金后方医院治疗，我被任命为红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
一九三三年六月，红一方面军到达大湖坪进行整编。由于部队受到削弱，各部均进行了缩编。红一军团编了第一、第二两个师。红三军团编了第四、第五两个师。红五军团只编了一个第十三师。地方部队编了三个新的师，即兴国模范师、瑞金师、宁都师（即少共国际师〔15〕[少共国际师，即少年共产国际师。一九三三年八月五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即少共中央局）根据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建议，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江西博生县（今宁都县）正式宣告成立，归红一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全师辖三个团，共六千七百余人，其中共青团员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陈光任师长（后为彭绍辉），冯文彬任政治委员（后为肖华）。不久，该师改称红军第十五师，归红五军团建制。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编人红一军团。遵义会议后，其建制撤销，部队编人红一、二师。]）。不久兴国模范师被编入红三军团，为第六师；宁都师（少共国际师）编入红五军团，为第十五师。上述这八个师，就是当时中央红军的主力。不久，袁国平同志回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我被调到第五师任政治部主任。经大湖坪整编后的红三军团各师、团的主官情况是：
第四师（由原红五军的三个师缩编成）师长张锡龙，政委彭雪枫，政治部主任李井泉。
第五师（由原红七军和红二十一军缩编成）师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黄克诚。
第六师（由兴国模范师编成）师长曹德清，政委徐策，政治部主任曹其灿。
第四师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三个团：
第十团团长胡浚，政委薛华立（后为杨勇）；
第十一团团长邓国清，政委吴宗太（后为张爱萍）；
第十二团团长谢嵩，政委钟赤兵（后为苏振华）。
第五师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三个团：
第十三团团长李天佑（后为黄镇），政委毛贲虎（后为余均、王光汉）；
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政委田丰；
第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张凯（后为罗元发）。
第六师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三个团，只记得团长的名字分别为王松青、李寿轩、刘纯。
过去，主力红军作战，地方部队和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的补充和扩大，也主要依靠地方部队升级和俘虏敌军。大湖坪整编之后，主力红军削弱了，兵力也不充实，加之军事指挥上连连失误，基本上没有打过好的仗，俘获很少，部队得不到补充。地方上虽然相继又组建起一些新部队，但不是用于充实主力红军，而是另外编了几个军团（即红七、红八、红九军团）。同时又把活动于赣东北地区的红十军南调中央苏区集中。表面上看起来主力红军编制扩大了，由原来的三个军团增加至六个军团，但实际上是摆空架式，徒有虚名。从我们党的历史上看，凡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时候，总是把肥皂泡吹得满大，虚张声势，干那种自欺欺人的蠢事。其结果，无不以使革命事业遭受巨大损失而告终。当时在干部政策上，片面强调红军骨干应是工人出身的“无产阶级分子”，在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名义下，原来赞成和拥护毛泽东同志主张的干部有些被调离了主力红军。临时中央对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的形势缺乏实事求是地分析，同时把李德捧为军事指挥上的权威。他们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于大湖坪整编之后，决定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实行“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将红一方面军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以红一军团为主（后称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负责看守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另一部分以红三军团为主称东方军，入阅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以实现革命在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东方军以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兼司令员，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兼政治委员（不久滕代远调任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部长，由杨尚昆接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东方军孤军东进，先在福建连城之朋口地区击溃敌第十九路军区寿年部的第七十八师，并歼其一部，乘胜追击了一百余里，占领了连城、清流、归化等县城。第五师奉命到归化消灭白色据点，在泉上镇采取爆破的方法炸开了一个大土围子，歼灭了敌卢兴邦部一个团及反动民团武装千余人。这时我患痢疾，病得相当厉害。卫生队长因没有药，就给我灌肠，弄得我全身瘫软，走不动路，但仍然坚持随部队行动。不久搞到一只鸡，加上一点洋参须子熬了一锅汤，吃了之后，体力开始慢慢恢复过来。
部队旋即进至闽江流域的延平（今南平）、顺昌之线，经沙县下武夷山，进至夏茂镇，搞扩军、筹款。夏茂镇比较繁华，商品也很丰富，我们在这里筹集到不少物资。
离开夏茂镇之后，第五师在闽江南岸，第四、第六师在闽江北岸，夹江南下，先攻占了洋口，又经沙县之沙溪口、王台，进逼延平城下。第四、第五师一部进至延平、福州之间一线。在延平打了一场恶仗，我军伤亡很大。第十三团政委毛贲虎于此役牺牲，由余均继任团政委。不久，余均又牺牲，由王光汉继任团政委。王光汉同志后来在反五次“围剿”作战中在江西牺牲。几个月之内，第十三团损失掉三个团政委，战斗之艰苦可见一斑。红一方面军历来作战都是协同配合，集中相对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所以屡战屡胜。经验证明，红一、红三军团分离作战，就打不好仗，就要吃亏。这次东方军入闽作战三个月，基本上没有打过好仗，部队受到很大的损失和消耗。当时，蒋介石已在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的结果，不仅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反而丧失了进行反第五次“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
参加第五次反“围剿”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纠集了一百万军队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在五十万以上。此次“围剿”，敌人吸取前四次失败的教训，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逐步压缩我革命根据地，然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最后达到消灭红军，摧毁革命根据地的目的。九月下旬，敌北线部队已自临川、南城、贵溪等地向我中央苏区进犯，并侵占黎川城。敌重兵压境，临时中央急令东方军返回北线，收复黎川，以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士”的错误方针。
入闽作战三个月的东方军未及休整，即由闽北西返，经将乐、建宁、泰宁向黎川前进。当部队进至黎川东北之洵口，不期与敌赵观涛的第六师第十八旅遭遇。彭德怀同志机动指挥红三军团，将该敌全歼，生俘敌旅长葛仲山。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取得的一个意外的序战胜利。按照毛泽东同志指挥作战的经验，打完一仗之后，部队要进行必要的休整，养精蓄锐，再寻机歼敌。但此时临时中央完全听命于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命令已相当疲惫的红三军团立即向黎川以北敌人的巩固阵地硝石镇进攻。硝石位于南城、南丰、黎J川I之间，守敌兵力很强，而且敌在南城、南丰、黎川均驻有重兵。当红三军团奉命进至硝石附近集结后，发现我军已钻人敌堡垒纵深之中，完全失去机动余地，且将受到四面之敌重兵夹击，处境非常危险。彭德怀同志当机立断，没有组织部队强攻，连电中央，经中央同意，取消攻打硝石的计划，才使红三军团撤离险境。
红三军团离开硝石之后又被李德命令远离苏区，去攻打位于抚州附近的浒湾。进驻浒湾之敌徐廷瑶的第四师，系由原张发奎部改编的广东部队，战斗力很强。待红三军团赶至浒湾，守敌已建立了巩固的阵地。激战两天一夜，我军遭受很大伤亡，只好撤出战斗。浒湾没有攻克，临时中央便怪罪下来，要追究部队指挥员的责任。他们不好对战功卓著的彭德怀同志直接进行追究，便把肖劲光同志拿来顶罪，将肖劲光撤职，开除党籍，并交付审判。我所在的第五师有一个团政委麦农本也被当作替罪羊撤职，并被处死。其实，浒湾没有打下来，完全是上边瞎指挥的责任，与肖劲光、麦农本等同志毫不相干，处理肖劲光、杀掉麦农本，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当时我是第五师政治部主任，有关打仗的事情我很少说话，均由师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同志决定。以后彭德怀同志说我要滑头，不帮助出主意。其实，那个时候我说话根本不起作用，而且上上下下恐怖气氛很浓，稍不慎说了人家不中意的话，就可能被整掉，让你永远缄口。
从硝石、浒湾两次战斗的指挥上，我明显地预感到红军的前途不妙了。过去红军作战，前线部队有很大的机动性和主动权，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明知道会吃亏，就决不蛮干。可现在不同了，不管大仗小仗，统统由上边制定作战方案，下达具体作战命令，部队在执行中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机动。本来是按照上边的命令行事，但仗没有打好时却要追究下边同志的责任，真是咄咄怪事。李德指挥军队完全照搬德国军事学上那一套，毫不顾红军当时的具体情况，不考虑敌强我弱的特点，一味搞所谓正规化，打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红军怎么能吃得消？李德今天命令部队去攻打这里，明天又命令部队去攻打那里，又不集中使用兵力，结果，哪里也吃不掉，白白疲劳、消耗了部队。
浒湾战斗中，第四师政治委员彭雪枫负伤，回到瑞金后方医院治疗，派我到第四师任政治委员，时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第四师师长张锡龙，是四川人，曾毕业于莫斯科步兵学校，军事素质很好，又有一定文化水平。他的枪法非常好，可以抬手用枪击中飞起的麻雀。他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学习，精力相当充沛，工作起来从不知道疲倦，打起仗来勇敢顽强，是位难得的好指挥员。第四师原政治部主任李井泉这时已调到后方工作，上边派了一位工人出身的吕振球同志，任师政治部主任。吕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是位好同志，但就是文化程度太低，工作能力差，又缺乏经验。过去他没有作过连营团的政治工作，一下子来当师政治部主任，工作起来很困难。原第五师师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接替肖劲光同志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由李天佑同志接任第五师师长，陈阿根同志任师政治委员。陈原是上海的工人，也是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工作还比较踏实，不那么主观。后来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原在红三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长的邓乾元，这时调任第五师政治部主任。原第五师参谋长张翼（即我在教导营时的营长）调任第四师参谋长。
我到第四师工作不到半个月，进占黎川之敌的一个师向黎1川以南20华里处的团村进犯。彭德怀同志指挥红三军团对进犯之敌发起反击，以猛打猛冲的战术，将敌人击溃，随即尾敌追击。第四师师长张锡龙一打起仗来就一个劲地往前边冲，我因为视力差，需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追上他。我们两个人跑了一气之后，停下来一看，已经跑到第一线步兵那里了。这时敌人已退到一个寨子里据守，我们就部署兵力准备攻打这个寨子。我和张锡龙同志来到阵前边察看地形，选择攻击点。在我们侧面不到一千米的一座山头上，驻有一股敌人，但我们当时并没有发觉。我们两个人举着望远镜看地形，又是站在高处，被侧面山上的这股敌人发现了。敌人用机枪对准我们扫过来，一颗子弹正好打中了张锡龙同志的头部，子弹从张锡龙的头部穿出之后又打掉了我的眼镜。眼镜一掉，我就什么也看不清了，我蹲下身子去摸眼镜。我的手刚触摸到眼镜，还没等捡起来，就听到张锡龙同志在一旁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我摸到的眼镜已被子弹打坏，忙掏出身上一副备用的眼镜戴上，定睛一看，张锡龙同志已牺牲了。这位英勇的红军指挥员就这样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团村战斗开头虽然将敌人击溃，但是红三军团孤军无援，终未能吃掉敌人这个师，而我们自己却伤亡了几百人。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16〕[福建事变，即一九三三年冬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为骨干，在福建发动的抗日反蒋事变。一九三二年蒋介石将第十九路军调至福建参加反共内战。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的影响下，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李济深等人，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并与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在蒋介石的坚决镇压和分化收买下，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人民政府失败。]，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这样一来，打乱了蒋介石的“围剿”计划，蒋介石不得不从“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主力部队中，抽出一部分兵力去镇压“福建事变”。这对红一方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无疑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当时，毛泽东同志曾主张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迫使敌军回援其根本重地。这样，既可以粉碎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又可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彭德怀同志也曾建议集中红军主力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同志创建的革命根据地〔17〕[方志敏、邵式平同志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指赣东北（闽、浙、赣）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等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心脏地区，支援第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可收一石数鸟之效。但这些正确的建议均未被临时中央所采纳，彭德怀同志又建议红军尾随敌人调动的部队打，既可以消灭敌人一部分有生力量，又可以给第十九路军以战略上的配合。临时中央仍不予置理。在蒋介石重新调整其部署，集中对付第十九路军的情况下，临时中央继续实行分兵作战的错误方针，将红一、三军团分开行动。红一军团被调至黎川、泰宁之间，进攻敌人的堡垒线，与敌拼消耗；红三军团再次被调至福建去攻打沙县。沙县城由国民党新编第五十二师卢兴邦部两个团驻守。红三军团采取挖坑道爆破的方法，炸开城墙，奋勇突进城内，全歼守敌。继之，七军团又乘胜攻占尤溪县，缴获了卢兴邦的一座兵工厂，并且搞到一大批盐。红军战士兴高采烈地把缴获的大批物资和机器搬运回瑞金。这是红三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的第二个胜仗。但这只是在战术上取得的局部胜利，对全局并无多大影响。卢兴邦所部地方杂牌部队，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部队并未受到损伤。
蒋介石平定了“福建事变”之后，重新集结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这时，临时中央由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一方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实行阵地战、堡垒战，以堡垒对堡垒，搞消极防御，并提出实行“短促突击”的战法，以支持这种消极防御的方针。
红三军团奉命从闽北西返，在黎川与泰宁交界处的山地地带，与红一军团会合。第五次反“围剿”打了一年多时间，这是红一、三军团首次会合。兄弟部队的战友们相见之下，感慨万端，心里有许多话要说，但又说不出来。红一军团的同志向我们要盐。林彪见了我头一句话就问：“有盐没有？”过去红军每人每天还有五钱盐吃，第五次反“围剿”时，前线部队每人每天勉强能吃到八分盐，后方则无盐吃。我们将在福建沙县、尤溪缴获的盐分给红一军团一些，红一军团将防御阵地移交给我们之后，又奉命离去。我们在这一带山地与敌人对抗了个把月时间，被迫放弃阵地，撤到南丰、广昌以北地区，继续与敌人对抗。敌人搞堡垒政策，遍地是堡垒，我军无法攻得动。一仗打下来，就是一大片伤亡。第五师第十三团政委王光汉就是在这一带牺牲的。
一九三四年四月中旬，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广昌。红一、三军团奉命在广昌一线固守。这时李德亲临前线指挥，在广昌与敌军决战。开始，敌军发动进攻，我军奋起反击，将敌军击退。但在敌后面一两千米处就是堡垒群，敌人钻进堡垒里，我们就无法可施。就这样，敌军从堡垒群里轮番出击，并用炮火猛烈轰击我军阵地，敌人的飞机也在空中投弹扫射。敌我双方反复拼杀，整天炮声隆隆，枪声不断。同敌军搞堡垒对阵地的结果，虽然也杀伤了一些敌人，但红军总拼不过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的敌军。我军伤亡日增，仗打得越来越艰苦。红三军团从福建沙县回师黎川时，我曾对彭德怀同志说：“照这个样子打下去，红军要被搞垮的，一点出路也没有。你现在讲话还能起点作用，可以扭转危局。”彭德怀同志听了之后，没有讲话，我再向他说，他仍然表示沉默。到广昌战斗时，彭德怀同志也实在忍不下去了，对李德的瞎指挥公开表示不满。广昌战斗后与李德见面时，彭德怀说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并骂李德“卑鄙无耻”，“崽卖爷田心不痛”。李德听后暴跳如雷，就与彭德怀对骂，互不相让。
在广昌苦战了十八天之后，固守广昌的计划不得不被迫放弃。红三军团奉命向广昌以南撤退，依然是处处设防，搞阵地防御，几乎每天都在打仗，有时一天要打几个仗。自五月初广昌失守以后，又一直打到九月，从未间断过，每次战斗我军总是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蒋介石从德国买进来的波夫式野炮，杀伤力相当大，天天在敌人飞机、大炮的疯狂轰击下与敌作战，我军伤亡之重可想而知。这一时期打的几个主要战斗有高虎垴战斗、万年亭战斗、驿前镇战斗等。每次战斗打下来，部队是伤亡一大堆，又无法得到补充，尤其是干部伤亡很大，使部队的元气大伤。广昌战斗时，第六师政治部主任曹其灿牺牲。万年亭战斗时，第五师政治委员陈阿根、红三军团卫生部长何福生牺牲。在从驿前镇撤退时，第四师参谋长张翼叛逃。张翼是江苏阜宁县凤谷村人，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在日本时就加人共产党，他叛逃到蒋介石那里后，蒋介石没有重用他，他又投靠张学良。后来，他在洪泽湖一带拉起一支武装，被国民党编为一个旅。抗日战争时期，我率八路军一部分主力挺进苏北后，国民党苏皖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知道张翼过去在红三军团与我共过事，怕他又有反复，投靠我军，就将他杀掉了。
这个时期每天行军打仗，上边也不召集开会了。我对红军的前途非常担忧，又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内心很苦恼。当时党内的政治空气仍然很紧张，我也不敢贸然提意见，只好在下边发发牢骚，骂骂街。我曾说过“短促突击，红军送死”一类的话。有人把我这些话向上边报告了，军团一位领导同志就劝我不要乱讲话，倒没有处分我。
第五次反“围剿”整整打了一年的仗，参加的大小战斗不计其数。红三军团除了在洵口、沙县两次战斗中打了胜仗之外，其余的仗都没有打好。单就打仗来讲，这一年多来，红军指战员确实是经受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和考验。不会打仗的学会了打仗，没有战斗经验的取得了经验。可是，由于整个军事战略方针上的失误，红军越打越削弱，根据地越来越缩小，几乎断送了红一方面军。最后在苏区无法立足，不得不被迫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艰苦的长征。
参加长征
一九三四年九月底，红三军团从驿前镇战斗撤回到于都。博古来到红三军团，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声称要转移阵地，动员部队突围，但并没有讲明要转移到何处。这时《红色中华》上发表了张闻天同志的署名文章《一切为了苏维埃》。从博古的报告和张闻天的文章中，我觉察到中央已打算放弃中央苏区，有向外线转移的迹象。于是，我急忙赶到部队医院里去，动员伤病员立即出院，随部队转移。当时红三军团的伤病员约有一万余人，他们对部队马上准备向外线转移一无所知，绝大多数伤病员不想和不能出院，只有少数同志归队了。记得当时和我一起回前线的伤病干部中，有甘渭汉、张震、钟伟等同志。那些没有跟部队转移走的伤病员，后来全部损失掉了，大部分是被敌人杀害了。就这样，红三军团从于都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长征的主力部队，除了红一、红三、红五军团之外，还有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长征开始不久，在抢渡湘江战役中，红八军团因损失严重而被编散，余部在贵州黎平编入红五军团。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在抗日战争初期曾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谋长。平型关作战后，周昆回了一次延安，在其返回部队路经西安时，领取了第一一五师的军费四万元法币。当时的法币尚未贬值，还很值钱。记得当时在山西买一整匹棉布只要三块法币。周昆携款潜逃，以后就不知去向了。
长征开始时，主力红军的编队情况是，红一军团为一路，红三军团为一路，左右齐头并进。中央纵队在红三军团之后跟进。红五军团作为全军的后卫，走在最后。我们第四师作为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走在最前面。张锡龙同志牺牲之后，由洪超同志任第四师师长，我仍任该师政治委员。洪超同志是湖北人，十几岁就参加红军，曾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一路上，第四师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后续大部队开辟前进道路。我们离开于都后，先向南疾进，首先遇到的是粤军陈济棠〔18〕[陈济棠，在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时，任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兼南路军总司令。]部的阻击。我军在信丰一带将陈济棠所部击溃后，迅即占领了固陂，于十月二十二日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洪超师长不幸于此役牺牲，张宗逊同志继任第四师师长。
因陂战斗之后，红三军团西渡赣江，经南康、崇义，越过五岭山脉，进至湖南汝城，又与湘敌何键部队接上了火。我军经英勇冲杀，将敌人构筑的堡垒封锁线突开了一道缺口，于十一月六日通过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部队继续西进，红三军团于十一月十一日在郴县、宜章间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后，又经郴县、桂阳、嘉禾、宁远、道县，过永安关，进至广西界首。一、三军团先头部队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间的渡河点，为后续大部队顺利通过湘江创造了有利条件。我军一进入广西境内，湘、桂两省敌军分路向我猛扑过来，妄图夺回渡河点。桂系敌军集中兵力对我进行堵截，湘敌何键部队对我紧追不舍，我军处于敌人前后夹击之下，战斗越加激烈、艰苦。红三军团全力对付桂敌。白崇禧的桂军战斗力相当强，红三军团主力首先在灌阳一线与桂敌激战，我军遭到很大伤亡，第五师参谋长胡震、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相继牺牲。红一军团的部队原来防守在界首之湘江北岸，现在要转过头来对付湘敌，就把界首的防务移交给红三军团。当灌阳战斗打得正激烈之时，我奉命赶到界首红一军团司令部，接受红一军团的防务。林彪向我交待了任务和敌军的情况后，我问林彪，我们是否仍照红一军团这样在湘江北岸布防？林彪说不行，要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桂敌侧击，以掩护主力和中央直属纵队通过湘江。待张宗逊同志率第四师来到界首，我们就按照林彪的吩咐在湘江南岸靠近山麓布防，与桂系部队打了一场恶仗。这一仗一直打了两天两夜，异常激烈。第十团团长沈述清牺牲，师参谋长杜中美即前去接任该团团长，指挥战斗，不久，杜中美也牺牲。当我军主力和中央纵队于十二月一日全部通过湘江之后，我就对张宗逊师长说：“我们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指挥部队迅速撤退。”张宗逊同志因为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撤退命令，就说不能撤。我说：“现在不撤，拖延下去想撤也撤不走了，我们会被敌人全部吃掉的。”张宗逊同志执行上级命令十分坚决，但缺乏灵活性，执意要等待上级下达命令才肯撤。我看任务既已完成，情况又相当危险，若再迟疑，将招致全师覆灭。当时红军部队中，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我对张宗逊同志说：“你指挥部队迅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这样，张宗逊同志才勉强把部队撤走，使第四师得以保全。当时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其前身系在福建组建起来的红十二军），就在湖南境内被敌人截住而损失掉了。
界首一战，我军遭到重大伤亡。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来，沿途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迭遭损失，其中通过广西境内时的损失为最大，伤亡不下两万人。而界首一战，则是在广西境内作战中损失最重大的一次。桂系白崇禧的部队不仅战斗力较强，而且战术灵活。他们不是从正面，也不是从背后攻击我们，而是从侧面拦腰打。广西道路狭窄，山高，沟深，林密。桂敌利用其熟悉地形的优越条件，隐蔽地进入我军侧翼以后，突然发起攻击。而我军既不熟悉地形又缺乏群众基础，所以吃了大亏。
我军过了界首之后，进入山地行军，沿途仍不断遭到桂敌的截击。在两渡桥战斗中，由于我军抢先占据隘口，此次桂敌侧击未能得手，接着又在龙胜（今资源）县境之两河口与桂敌激战两天。此役打得也相当艰苦，我们又受到不小的损失。当时我军守在山上，敌人从山脚下硬往上攻，遂成混战状态。我军一个排被敌人包围后，全部被缴械。我打了一辈子仗，这是惟一的一次亲眼看到我军一个整排集体被敌人缴械的场面。我军主力离开两河口之后，张宗逊师长仍然坚持固守在山头上，未接到上级命令之前，不许部队后撤。我再次强勉他指挥部队撤离险境，并让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同志带领一支部队先撤走，我们随后跟进。那时如若不走，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两河口战斗之后，我军翻越了几座高山，摆脱了桂敌，进入苗族聚居地区。苗区居民的住房是用木头搭起的小楼，四周用木柱支撑，底层是空的，上边住人。我们一来到这里，人疲马乏，感到非常疲劳。我爬上一座小木楼，倒头便睡。待到半夜，木楼突然火起。我被惊醒之后，已被大火包围。楼内浓烟呛人，什么也看不清。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摸索着下了楼，但眼镜放在楼上的桌子上，被大火烧毁了。
我军在广西境内大约共走了十来天，约大部分时间是在紧张的战斗中度过的。桂系部队的侧击战术，很令人恼火。我们不得不随时提防他们的侧击，以致在这十来天当中，很少睡眠。我有时抽空打个盹，就算是休息了，搞得神经非常紧张。直到离开广西，进入湖南、贵州境内，摆脱开桂敌的纠缠，才得以睡上个安稳觉。
我军离开广西后即进入湖南通道县境，继之进入贵州黎平。这时主力红军已折损过半。毛泽东同志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同志先同王稼祥同志交换意见，并提出需要认真考虑军事路线是非问题，得到了王稼祥同志的赞同。接着，毛泽东同志又说服了张闻天等其他几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这样，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黎平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建议》。会议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挺进。黎平会议使中央红军避免了陷入绝境，并为后来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我们第四师在黎平未作停留，向西经剑河、黄平，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进至瓮安县，并在瓮安度过了一九三五年元旦。部队经过长途跋涉转战，体力消耗相当大。过元旦时我曾千方百计地想方设法搞到一点好吃的东西，让战士们过新年时稍许改善一下伙食。结果连一点豆腐也没能搞得到，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这年元旦的窘迫景状，使我后来许多年都不能忘记。
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决定北渡乌江，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及向川南发展的战略方针。红一、三军团等主力红军在瓮安会合后，即着手北渡乌江的准备。红一军团在右，红三军团在左，齐头向乌江边进发。红一军团路近，首先抢渡乌江天险。待红三军团渡江时，就没有打仗，顺利通过。红一军团突破乌江后，即直扑遵义，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攻占遵义城和桐梓。红三军团则进至遵义以南的懒板凳（南白镇）、刀靶水一带，一边休整部队，一边打土豪、扩军。当时大家都盼望着早日进入四川，因为进入贵州以后，感到这个地方太贫穷，部队在这里难以立足和发展。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多数同志在会上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批判了博古以及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指出，敌人第五次“围剿”未能被粉碎的主要原因，是以单纯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决议”还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原则，决定立即恢复过去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保持红军的高度机动性，以便粉碎敌人的新围攻，创建新苏区，争取革命战争的新胜利。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以后，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负总的责任，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我没有参加遵义会议，是会后听的传达。我对在最危急的关头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心中非常高兴，感到中央红军又有了希望。可是，我对这次会议只谈军事路线而不谈政治路线问题不能理解，尤其是对没有明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深感不安。当时我虽然没有讲出来，但这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考虑了很久也未得到解决。直到后来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又分离，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我才认识到，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把问题处理得非常得体，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和政治远见。假使遵义会议上提出解决政治路线是非问题，短时期内肯定解决不了，形势又不容许长时间争论不休，久拖不决。当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战争，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另外，暂时不谈政治路线是非，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也便于为原在中央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所接受，有利于党中央的团结一致。事情的发展，证明了这样做确实是英明之举。后来张国焘搞分裂，党中央的同志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团结一致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作斗争；而张国焘则完全陷于孤立，其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的企图终未得逞，使红军又一次转危为安。至此，我对遵义会议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而不谈政治路线是非的处置方法心悦诚服，脑子里再也不纠缠这个问题了。政治路线的解决，是在七年之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中，那时才具备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切条件，因此，解决得非常彻底，使全党全军达到空前团结一致。
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的召开，是长征以来迈出的艰难而关键的一步。这一步的迈出，是我们党和红军发展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使广大指战员在迷茫之中看到光明，受到了鼓舞，增强了信心。回顾长征所走过的这一段路程，是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的。当初中央作出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一重大决策时，是比较仓促的。事先缺乏认真的计划、部署和思想、组织准备。这样大的事情，不仅没有向中央苏区的人民群众作必要的交待和解释，就连红军广大指战员也心中无数。部队几乎是刚从火线上拉下来，就仓促上路。出发时，像搬家一样，什么东西都想带着走，使得部队臃肿不堪，步履艰难，后来不得不忍痛丢弃在路上。像瞿秋白、何叔衡〔19〕[何叔衡，一九三一年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工农检查部长、临时法庭主席、内务部代理部长。一九三四年十月主力红军长征后，瞿秋白、何叔衡留在江西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地区与敌遭遇，何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等一批名声很大、在白区很难立足的同志，却没有随主力红军行动，让他们留了下来，结果纷纷遇害牺牲。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部队约占中央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亦属没有必要。留下来领导坚持苏区游击战争的人选也欠周密考虑。其中项英同志缺乏作战经验，陈毅、贺昌同志负伤未愈。这三位同志都不是江西本地人。本地有作战经验、与群众血肉相连的领导人，都在几次肃反中被杀掉了。这样，就使中央苏区在坚持游击战争过程中遇到了极大困难。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后来受到了重大损失，贺昌同志牺牲，项英、陈毅同志转移到苏区与白区交界地区才得以保存下来。闽西的情况稍好一些，那里的领导人张鼎丞〔20〕[张鼎丞，一九二八年参加领导闽西农民武装起义，创建了闽西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任中共闽西特委军委书记，红四军四纵队党代表，参加了古田会议。一九三四年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子恢〔21〕[邓子恢，一九二八年五月参加领导闽西暴动，一九三○年三月当选为闽西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五月兼任红十二军政治委员。一九三四年十月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闽西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闽西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同志都是本地人，他们对龙岩、永定家乡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在人民群众中生根立足，使闽西这块革命根据地得以坚持下来，并且保存了有生力量。此外，长征选择走广西这条路线也是一个失策，使我军一开始就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损失了大批有生力量。当时我军若以一部分兵力经湖南中部佯攻长沙，吸引湘敌，而我军主力则可从衡阳插过湘鄂西，与贺龙同志的红二军团会合。这样就可以避开桂敌，并使我军在湘鄂西根据地取得休整时机。然而，由于遵义会议之前这一段，红军的指挥权控制在李德的手中，以致有如此重大的损失。
这里还需要补述一个问题。在主力红军开始长征之前，中央曾先后派出两支先遣部队先行出发，以期调动和牵制敌人的兵力，为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开辟道路。首先出发的是以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于一九三四年七月自瑞金先向福建挺进，经长汀、大田、尤溪、水口直逼福州近郊，继而转战闽东、闽北，向浙江挺进。十一月初，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闽浙赣边根据地，与方志敏、刘畴西领导的红十军会师后，奉命组建红十军团，以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十一月中、下旬，红十军团分两路向浙皖边和皖南行动，同绝对优势之敌苦战两个多月，损失严重。一九三五年一月底，红十军团在返回闽浙赣边地区时，被敌人合围于怀玉山地区而散掉。这支北上抗日先遣队经半年远征，一路与敌苦战，虽然消灭了一部分敌人，但并没有达到大量调动和牵制敌人之目的。最后自己陷入敌人重围之中，经顽强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方志敏同志不幸被俘，后在南昌英勇就义，寻淮洲同志亦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红十军团余部由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突出重围，转战至浙南，后与叶飞〔22〕[叶飞，当时任闽东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同志所部会合，才得以保存下来。红十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在突围中负伤，自行离队回到浙江家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重新出来到了延安。乐少华到达延安不久，就赶上整风审干。解放战争前夕，他被派到东北搞基层工作。后来又听说要审干，他怕再次挨整，因而产生了恐惧心理，遂自杀身死。刘英同志后来担任了浙江省委书记，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抓捕杀害。
另一支先遣部队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从湘赣边根据地出发的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以湘赣省委书记、中央代表任弼时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六军团在湘赣边根据地南线的衙前、五斗江之间突围后，向湘西挺进。经两个多月的转战，于十月下旬到达黔东，与贺龙同志的红二军团会合。红二、红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率领下，继续向湘西发动攻势，以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后来，红二、红六军团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以后红二、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以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移师北上，拟在泸州上游的兰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意图，红三军团率先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宿营时，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五师突遭黔敌王家烈部袭击，使部队受到一些损失。第五师师长李天佑因此而被撤职，由彭雪枫接任第五师师长。第五师旋与军团直属队一起行动，由第四师担任掩护任务。当时敌王家烈部队紧紧咬住我军不放，我们边行军边打仗，还得寻找吃的东西。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由于张宗逊师长负伤，第四师即由我一个人负责指挥。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地图，需要花费很大气力侦察地形，摸索前进的路线。后来我们集中杨勇、王平同志的两个团向尾追之敌发动了一次猛烈的反击，将敌击溃。王家烈的部队战斗力不强，但爬山的本领极高。我们将其击溃之后，他们跑得飞快，我们追了好一阵子，也没有追上。但经过这一次反击之后，敌人不敢紧紧追赶了，只是远远地跟在我军后边跑。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于赤水河边的土城东皇庙，与川军刘湘部队打了一仗。此役由红一军团担任主攻，我们第四师的部队部署在土城以东三十华里处待敌。当时张宗逊师长已负伤住进卫生所，我又赶上害病躺在担架上。适逢朱总司令前来督战，看到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朱总司令非常恼火，对我大发了一通脾气。土城这一仗没有打好，我军受到一些伤亡。中央红军旋即西渡赤水河，向叙永、古蔺前进。这一路上尽是大山，漫山遍野的桔树，枝头挂满熟透了的桔子，也不见有人采摘。我军经过川南进至贵州的扎西（今威信）时，刚刚过了春节没有几天。根据中央军委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关于缩编的命令，中央红军集结在扎西进行整编。红一、红三军团均取消师的建制，各缩编为四个团。红三军团奉命将两个师部撤销，全军团共编为四个团：原第四师的三个团分别改编为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团，原第五师缩编为第十三团。缩编后各团的主官情况是：
第十团团长张宗逊，政治委员黄克诚，参谋长钟伟剑，政治部主任杨勇；
第十一团团长邓国清，政治委员张爱萍，政治部主任王平（后任政治委员）；
第十二团团长谢嵩，政治委员钟赤兵（娄山关负伤后，由苏振华接任），参谋长孔权；
第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治委员李干辉（后为张爱萍），政治部主任黄春圃（江华）。
扎西整编后，编余干部被派到川南游击队工作。川南游击队队长名叫王涛，井冈山时期曾给朱德同志当过警卫员，后来部队开展反流氓习气时被清理掉了。王涛回到家乡以后，在川南拉起了一支武装，模仿红军游击队开展活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南时，王涛与红军取得了联系，并要求给予支援。于是，扎西整编中编余的几百名干部就到了他的游击队里去。记得红三军团派去的编余干部有原第六师政治委员徐策以及何宗周、曾春鉴等同志。中央红军离开以后，川南游击队被敌人消灭了，派去的干部都牺牲了，而这个王涛则叛变投敌了。
当时，湘敌集结重兵对我军进行追堵截击，并加强了沿长江两岸的防御。鉴于此种情况，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在川滇黔边实行机动作战。当各路敌军追踪而至并迫近扎西时，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桐梓、遵义地区进攻，于二月十八日东渡赤水河，是为“二渡赤水”。这样，敌军主力即被甩在川南。当我军进至桐梓时，黔敌王家烈的部队已在娄山关占据制高点，对我军进行堵截。我军遂于二月二十六日对娄山关发起猛攻，以红三军团担任主攻：第十团攻敌左翼，第十二团攻敌正面。第十团首先突破敌左翼阵地，将守敌压下关去，并尾敌猛追了五六十里。不久第十二团也突破守敌正面阵地，敌人被迫退守关后一线阵地。我军再次发起猛攻，将敌击溃，并一直尾敌追至遵义城下，于二月二十八日凌晨再次攻克遵义城。我自从在苗寨木楼上烧毁了眼镜以后，就没有眼镜戴了，行军打仗非常困难。尤其是与黔敌王家烈的部队作战，常常是要跑很长的路追击敌人。该敌一击即溃，但跑路快得很，我们总是追不上。娄山关和遵义两次战斗，虽然将敌人打败，但缴获不大，我们自己受到了不小的伤亡。第十二团政治委员钟赤兵和参谋长孔权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了重伤，腿被打断。当时部队没有麻药，钟赤兵同志硬是咬紧牙关锯掉了一条腿。卫生部门决定将一批不能随军一起行动的重伤员就地寄养起来，其中包括钟赤兵和孔权同志。钟赤兵听说要他离开部队就地寄养，说什么也不肯留下来，谁来说服他都不听，并且还拨出手枪来要拼命。这样，只好把他放在担架上抬着走。由于他年轻，身体强壮，体力恢复得很快。过了不久，他就可以骑马了，用一条腿翻上翻下，跳跃自如，一直坚持随军到达陕北。孔权同志当时留下来寄养，以后就与部队失掉了联系。全国解放以后，我突然接到孔权同志的来信，知道他还活着。他在信中表示，虽然身体残废了，但还可以作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要求组织上考虑分配他作点工作。我把他的信转给有关部门以后，组织上安排他担任遵义纪念馆的馆长。第二次攻打遵义时，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这是红三军团一个重大损失。邓萍同志是四川富顺人，黄埔军校毕业生，很早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平江起义前，党派他到国民党第八军独立五师第一团（时彭德怀任该团团长）作兵运工作。他先在彭德怀同志的团里当文书，实际上是负责该部党的工作。平江起义后，他历任红五军军长、红三军团随营学校校长、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是一位很优秀的共产党员，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他牺牲后，红三军团指挥员一直很怀念他。
中央红军再次攻占遵义之后，蒋介石调来敌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向我进攻。我们第十团奉命向敌人发起攻击，一举攻下两座山头。不久，敌人又组织兵力反扑，我军被迫退了下来。接着，我们再次发起攻夺，又将这两座山头上的敌人赶了下去。敌人仗着人多武器好，不断地组织反扑，敌我双方在山上山下反复攻守，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第十团当时有二千五百多人，善于打硬仗。我们乘敌人新的反扑被打退之机，组织部队勇猛追击。团长张宗逊和参谋长钟伟剑同志看我没有眼镜，跑路很困难，就让我带领少量部队守在山头阵地上，他们两个人率领第十团向溃敌猛追。当敌人发现我军的兵力并不多，便稳住阵脚，重新调整部署，向我追击部队反攻过来。因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攻势很猛，我第十团顶不住了，吃了很大的亏。张宗逊同志再次负伤，腿被打残，钟伟剑同志英雄牺牲。这时我身边只有两个班的兵力，用一挺重机枪守在一座山头上。敌人像潮水般压过来，情况不妙，便对身边这两个班的战士们说：“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决不能后退一步！我们连续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坚持了两个来小时，但敌人仍轮番向山上冲锋，攻势越来越猛，情况已相当危急。恰在这时，陈赓同志率干部队赶到，接替了我们据守的山头阵地防务。陈赓同志告诉我说，红一军团已包抄了敌人的后路，敌人很快就会被打败。不大一会儿，我就发现敌人的阵脚大乱，纷纷溃退。我赶忙从山上下来，去收拢部队。在山底下我见到林彪后只说了一句话：“好险啊！”林彪说：“你们当初守住山头就是了，不应该去追击。”并说：“当时红一军团已向敌人侧后包抄过去，我军已化险为夷；陈赓到了你那里时，敌人的败局已定。”说话之间，果然敌人已全线崩溃，林彪当即派一支部队去追击敌人。我建议他应多派些部队去追击。林彪说：“全线溃败之敌，已无斗志，我有少量精干部队追歼即可解决战斗，无需动用大部队。”就这样，溃敌一直被我军追到乌江边上，大部就歼。这次战斗，共歼灭和击溃敌人二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乱了蒋介石的“追剿”部署。
我进了遵义城之后，找到一些报纸翻看，看到方志敏、寻淮洲、刘伯坚等同志的照片都登在报纸上，湘鄂赣书记陈寿昌、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牺牲的消息也登在上边。这时，我才得知留在中央苏区的红, 军部队损失严重，许多领导人或被俘或牺牲，而项英、陈毅等同志的情况则不明。看到这些令人痛心的消息后，我深为红军的安危担心。我当即找到一位领导同志谈心，讲了我的看法。我说，老根据地已被敌人摧残殆尽，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挫折，剩下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该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因为红军再也经受不起消耗了。必须与敌人作战时，要注意掌握时机，作通盘考虑，并应找出打开新局面的办法来，等等。由于我长期以来就被批判为右倾，在这次同领导同志谈话中可能有些问题没有讲透，表达得不够清楚，因而反映上去以后，引起了误会。领导上怀疑我缺乏信心，认为我不适宜继续担任领导工作了。于是，便把我调离所在部队，回到军团司令部赋闲。我这个人不愿意闲着没事干，就恳求领导分配我点工作。不久，任命我为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
中央红军离开遵义之后，进至鸭溪停留了两天，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继续向西行动。在这里，我认识了陈云同志。继之，部队经仁怀到达茅台，于三月十六日再次西渡赤水河，是为“三渡赤水”。敌人为阻止我军北渡长江，又纷纷向川南调动兵力进行堵截。为进一步调动敌人，打乱敌人的部署，中央红军又于三月二十一日东渡赤水河，是为“四渡赤水”。旋即从敌军空隙中插过，向南疾进，渡过乌江，经息烽、修文，直逼贵阳。当时蒋介石正坐镇贵阳指挥“追剿”红军，我军突然逼近贵阳，使得蒋介石惊慌失措，急忙调集兵力进行堵截。在敌人尚未判明红军意图以前，中央红军已于四月九日从贵阳以东越过公路，向云南疾进。我军通过贵阳、龙里之间的公路时，曾与敌接触。当时红军子弹极缺，打仗非常困难。因此不敢恋战。先由红三军团在后面掩护，中央纵队和红一军团通过之后，再由红五军团掩护红三军团通过。红五军团的子弹更少，与敌稍一接触，就拼命向南奔跑，将红三军团的队伍也给冲乱了。我从未见到过红军部队像这样混乱地向后奔跑，一气跑了几十里，才好不容易将部队收拢住。随后，我军乘虚占领了贞丰、兴义等滇黔交界的几座县城，摆脱了尾追之敌，我军才得以停下来稍事休整补充。我已经半年多的时间没有戴眼镜了，这时才设法找到了一付眼镜戴上，尽管不大合适，但总比没眼镜戴好得多。
我们离开贞丰、兴义后，部队即向西进入云南境内，红三军团抢先占领了沾益、寻甸。在沾益火车站我们缴获到一批待运的宣威火腿，正好解决了部队的给养补充。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已进入云南，急忙调兵遣将保卫昆明。我军却折向西北，乘虚直抵金沙江畔，兵分三路渡江。红一军团在东，红三军团在西，刘伯承同志率中央先遣队和干部团在中间。东西两路因没有找到渡船，未能过渡，中间一路于五月三日晚偷渡成功。刘伯承同志过江之后，找到当地保长，又搞来一批船划过南岸，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才次第过渡。至五月九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至此，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即进入到川南地区。红三军团随即奉命包围了会理城，对会理守敌川军刘文辉所部发起强攻。结果城未攻克，我军徒遭很大伤亡。本来我军可以绕过会理直接北上，不必要攻打会理城。决定强攻会理是一个失策。我军被迫撤围会理，就在会理附近驻下。五月十二日，中央在会理附近召开了一次会议，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对刘少奇、林彪、彭德怀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因为在此之前，林彪曾写信给毛泽东，要求由彭德怀来指挥部队。刘少奇则是因为在贵州时，曾向中央建议，他认为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再在贵州一带打圈子。我曾经同刘少奇同志在一起交换过看法，彼此意见颇相吻合。毛泽东同志批评这种观点是对革命丧失信心，是右倾机会主义。
会理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继续执行北上计划。部队进至会理以北的德昌县时，红三军团召开会议，根据中央会理会议精神，着重批判部队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会上不便对彭德怀同志直接点名批判，便把我拉出来狠批了一通。
中央红军在继续北上途中，很好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彝族区。先头部队于五月二十四日晚占领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五月二十五日，杨得志同志的红一团选派敢死队抢渡成功。但由于水深流急，缺少渡河工具，在追敌日益迫近的情况下，大部队迅速过渡已不可能，乃决定留少许部队在安顺场继续渡河，主力则沿大渡河右岸北上，渡过大渡河的部队亦沿左岸前进，两路夹江而上，直取泸定桥。红军沿途击溃拦阻的敌人，于五月二十九日晨占领了泸定桥大渡河右岸桥头。是日下午四时，红一军团的红四团选派敢死队，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强行越过铁索桥攻占了左岸桥头堡，并就势攻入泸定城。红军后续部队紧跟过桥，迅速击溃守敌一个团，占领了泸定城，并与由左岸北上的红军部队会合。至六月二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天险大渡河，随即进至雅安，攻占天全，于六月八日突破敌芦山、宝兴防线，占领芦山、宝兴县城。部队在这一带作短暂停留，准备过雪山。这一带气候寒冷，前一段因天气暖和，我把皮大衣丢掉了，感到非常后悔。这时还有的同志为了轻装，要丢掉皮大衣，我力劝他们不要丢，过雪山时用得着。如果早知道要过雪山、草地，部队的服装、粮食、食盐等预先准备充足一点，在雪山、草地的牺牲就可能大大减少。但此时已来不及了。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
我们爬的第一座雪山是夹金山。这座山看起来并不算高，海拔只有三千多米，但爬起来却感到非常吃力，个个气喘吁吁，每移动一步，都很困难。当地居民曾对我们讲，这山顶上有神灵，很少有人能过得去，爬山时不能讲话，更忌讳高声呼叫云云。由于我们刚刚进入藏民区，吃的东西还算充裕，体力消耗还不大。所以在过夹金山时，部队并未受到多少损失。
翻越夹金山之后，就完全是藏民区了。这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其先头部队在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领下，攻占懋功（今小金）。六月十二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之先头部队在达维附近胜利会师。至十六日，中央红军全部到达懋功地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此时中央红军只剩下两万余人。
中央红军和毛泽东同志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但是，这次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时，由于中央红军大大削弱了，不仅人数不及四方面军多，而且服装不整，人疲马乏。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一见这种情形，大失所望。当时红四方面军正处于鼎盛时期，兵力有八九万，人强马壮枪多，张国焘则不再把中央红军放在眼里了。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央决定继续执行北上方针。而张国焘却力主向青海、新疆或西康等偏远地区退却。为了统一思想，中央政治局于六月二十六日在懋功的两河口举行会议，于二十八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该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中革军委据此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确定两个方面军乘敌军尚未集中之际，迅速夺取松潘及其以北和东北的道路，以利两大主力红军向北发展。张国焘在会议上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会后却出尔反尔。他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张国焘提出的这两个问题，进一步暴露了其心怀叵测。他所说的“统一指挥”问题，实质上是想乘机吞并中央红军，由他担任红军的最高领导者；所谓“组织问题，是他企图逼迫中央从红四方面军中补选四名政治局委员，以实现其最终攫取党中央最高领导权的野心。中央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为了加强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于七月十八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二十一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陈昌浩分兼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同时将中央红军的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实行统一指挥。但是，张国焘见中央未予理睬他的所谓“组织问题”，也没有完全按照他的意图解决红军的统一指挥问题，便继续阻挠中央的战略方针和战役计划的实施，致使红军失去了北出松潘的有利时机，而陷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博古曾当面批评张国焘自恃兵多枪多，目中无人，骄傲自大，无组织无纪律，但张国焘对此根本听不进去。
两河口会议之后，我们又翻过一座雪山，到达卓克基。卓克基是藏民区的一座大镇子，镇子上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庙里有成千上万尊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铜佛，但整座镇子里却找不见一个老百姓。因为在红军到达之前，藏民吓得跑光了。部队在卓克基未作停留，继续北上，经过梭磨，又翻越了一座雪山，进至黑水、芦花地区。部队在这一带作了短暂休整，一方面搞粮食，一方面打通芦花与红四方面军之间的通道，以便红四方面军顺利通过。这一带藏民居住的房子，是用石头彻成的三层小楼，楼下养牲畜，中间一层住人，顶层摆设经堂。我们来到这里以后，到处找不见一个当地居民，藏民纷纷躲到深山密林之中，或守候在据点里窥视红军的一举一动，偶尔还朝我们打冷枪，放冷箭。我好容易才找到一位藏民，通过翻译同他谈话，并招待他吃饭，再三向他讲道理、解释，以打消他的对立情绪，请他帮助红军筹集粮食以便过境。但是费了许多口舌，他就是不通，只有两句话：“不行！”“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否则我们只有打！”由于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援，我们只好找到什么吃什么。我们设法弄到一批青稞，但水磨芯子被藏民破坏掉，无法磨面，就只好发动战士用手搓脱粒，然后把青稞粒炒干了吃。这时候我已经从侦察科调到教导营任政委，教导营长是彭绍辉同志，吴信泉同志任特派员。本来我们无需在黑水、芦花一带多停留，如果抓紧备足干粮，迅速北上过草地，大家的体力还可以坚持，过草地时就不至于那样艰难。但是，由于张国焘闹分裂，我们在这一带滞留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食物吃尽，身体拖垮。吃了炒青稞，再喝雪水，很难消化。尤其是肠胃不大好的人，吃下去之后，又原样排泄出来，拉肚子的人越来越多。直到八月上旬，我们才离开黑水、芦花，又翻过了一座较大的雪山，名叫沙窝山。这座雪山与夹金山差不多高，山势也不算陡，可就是爬不动。因为大家的体力已相当衰弱，只能勉强挣扎着往上爬，每爬行一步，都相当吃力。谁要是放任自己停下来休息一下，就再也动弹不得了。所以，大家互相勉励，尽量不使自己停留下来。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同志没能坚持住，倒在路旁，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一路上死亡相继，尸体比比皆是，惨不忍睹。
翻过沙窝山，就进入毛儿盖。由于夺取松潘的作战计划遭到张国焘的破坏，为了贯彻北上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于八月初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批评教育，决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继续经草地北上，但张国焘仍百般加以抵制。中央乃决定将红一、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兵分两路北上。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即红一、红三军团）为右路军，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即红五、红九军团）为左路军。中央随右路军行动，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巴西、班佑地区前进；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从毛儿盖南下卓克基再向阿坝地区前进。
我们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过草地，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同志率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走在前边，红一、红三军团的部队和中央机关随后跟进。在草地里走了大约个把星期的时间，茫茫草地，一望无垠，遍是水草沼泽，人迹罕至。在草地里行军，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泥沼之中，愈陷愈深，人马俱没。草地里的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狂风大作，时而暴雨倾盆。休息时，只能就地而卧或坐着打盹。当时有一块油布用树枝架起来遮遮风雨，就算是极好的条件了。起初几天，吃一把炒青稞，喝一口冷水，还可以填饱肚子。后来食物断绝，只能靠野菜充饥。再后来连野菜也难得吃上，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倒在了草地里，默默地死去。在艰难的跋涉中，死亡越来越多，尸体一路不断。记得有一天晚上休息时，突然风雨交加，气温骤降。用树枝架起的一块油布既遮不住风雨，也挡不住寒冷，大家只好在暴雨淋浇之下，过了一夜。还有一次，部队正在路过一条河，又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急流滚滚，不少的人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或陈尸草地，或葬身于激流，为革命英勇捐躯。
部队好容易挣扎着出了草地，进入阿西、巴西地区，才找到了吃的东西。但当地藏民悉数跑光，到处找不见一个人。八月二十九日，徐向前同志率部在包座与敌人打了一仗，全歼企图堵截我军之敌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并攻占了上下包座，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这时，我军本可以稍事休整后继续北上，但是，张国焘却加紧了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无理地要求中央及右路军退返草地，回到他所在的阿坝地区。中央急电张国焘速率左路军出阿坝向右路军靠拢，以便继续北上，并告诫他左路军滞留阿坝地区将有危险。张国焘一意孤行，顽固地对抗中央的北上方针，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并提出红军南下川康边的计划。张国焘又险恶地密令在右路军的陈昌浩乘机挟持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当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同志立即携张国焘的密电向毛泽东同志及党中央作了报告。党中央在巴西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先行北上，并再次电令张国焘“立即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当红一、三军团迅即离开阿西、巴西地区之后，陈昌浩执意要按张国焘的命令派部队去追击，当即遭到徐向前同志的坚决抵制。徐向前同志义正词严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才避免了一场红军之间的自相残杀。
当时红军大学随中央和红一、三军团行动。红军大学的教育长李特，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学员中也有不少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李特见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而徐向前、陈昌浩所率的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没有与中央一起行动，便要带领红军大学的学员向后边撤走，脱离右路军。为此，在红大学员中发生了激烈争吵，有的主张随中央一起行动，有的主张南下回去找红四方面军。当时我们教导营担任全军的后卫，掩护主力北上，并负责收容掉队的同志。我见李特他们要往回走，就劝说他们应当跟随中央北上，告诫他们南下没有出路。但李特根本听不进去，执意要南下。彭德怀同志得知这一情况之后，赶来指着李特的鼻子大骂他是反革命，并说要枪毙他。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则非常从容镇静，对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说：“我们先走一步，你们随后再跟上。”在形势非常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表现了一个革命家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对张国焘采取说服教育，耐心等待的方针，以求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
党中央召开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
我们在川甘边界翻过了最后一座雪山，到达拉界。部队在拉界休息的时候，毛泽东、彭德怀同志坐在一起，筹划着下一步的行军路线。最后确定部队沿白龙江前进，红一军团在前，红三军团殿后，次第进到俄界。九月十二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决定》。该《决定》指出，张国焘公开违背中央的指令、分裂红军的行为是绝对不可容许的。“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中央同时还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部北上。但张国焘却顽固地坚持其错误主张，并擅自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第四、第三十军南下川西南，企图在川康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根据地。
俄界会议之后，中央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支队辖两个纵队，原红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由林彪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朱瑞任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任保卫局长。原红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李富春任政治委员，肖劲光任参谋长，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张纯清任保卫局长。这次整编时，红三军团的第十三团拨给了红一军团，编入第一纵队建制。我所在的教导营编入军委纵队（也称第三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
部队开始整编时，上级拟派我担任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因当时有位领导同志说我反对整顿纪律，历史上一贯右倾，不适合作领导工作，因而作罢。说我反对整顿纪律，确有其事。那时在红军出了草地之后，中央派红一军团的几位领导干部到红三军团工作。红三军团在彭德怀同志的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尤其是在长征途中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上下一致，官兵平等，领导的伙食和士兵一样，共同过着艰苦的生活。从红一军团过来的领导干部，有时在一块改善改善伙食。三军团有些同志就对他们这种作风看不惯，有些反感，下边的干部战士有时填不饱肚皮，就常常发点牢骚，讲些怪话；还有的同志饿得受不住了，偶尔违反群众纪律，偷吃群众的东西，也是有的。部队中发生的这类情况，本来是属于教育问题，有些还是情有可原的。但是，从红一军团来的领导同志却把这类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因而提出来要在红三军团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对那些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甚至要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我当时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我说，某些干部战士表现得情绪不高，发牢骚，这与领导者平时教育不够有关系，同时有些领导同志脱离群众，不能以身作则，对下面有影响，不能够完全责怪下边的同志。个别同志偶尔违反群众纪律，固然是不对的，但还是应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处死的办法来对待。我们刚刚走出草地，大家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目前的情况仍然十分困难，马上进行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很不适宜的。由于我提了上述意见，领导就认为我不可靠，不适宜担任领导工作，更不能带兵，所以，部队整编后，就让我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
部队离开俄界继续北上，翻越了岷山，向岷县方向前进。九月十八日，我军又乘胜占领哈达铺，进入甘南。至此，我们才最后走出了藏民区。我们自五月中旬进入藏民区以来，就始终见不到一个老百姓，这对于一向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情如鱼水的红军部队来说，不免有些孤独之感。现在看到遍地都是老百姓，大家如鱼得水，高兴的心情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哈达铺的街上卖东西的很不少，记得当时一个馒头卖到五角大洋一个，虽然是太贵了点，但我看到经过长期饥饿折磨的红军指战员能买到吃的东西，可以饱餐一顿，还是高兴得不得了！
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在哈达铺可以看到报纸。从报纸上得知刘志丹、高岗等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喜讯，大家高兴得都跳了起来。这时，中央政治局在直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于是，中央遂率部向陕北挺进。陕甘支队加军委纵队这时只剩下近万人，另外红五、红九军团还有二三千人，正随左路军行动。我们从江西出发长征，艰苦跋涉两万多里，一路上连共产党的支部都很少遇到过，真没有想到会在陕北遇到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无异于绝处逢生，使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陕北革命根据地当时并不大，陕北红军也比较弱小，且处在国民党的“围剿”之中，要不是中央红军长征到此，陕北革命根据地要想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然而，正是这块不太大的革命根据地，此时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使中央红军得以站住脚跟，休养生息，重整旗鼓，为日后创建红色的首都、抗日的圣地，奠下了基石。刘志丹等同志的不朽的功绩正是在这里。高岗后来犯了错误，但他协助刘志丹创建陕北根据地的功劳，是不应该抹杀的。
部队由于在哈达铺休息时间太短，体力消耗尚未得以恢复，所以，在向陕北进军途中，掉队的人一路不断。部队政治保卫机关则认为掉队与情绪不振作有关系，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于是，又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我当时任军事裁判所所长，上级机关把那些掉队的人抓起来交给我审判处理。我实在不忍心下手处理这些同志。记得当时有一位姓周的管理科长，以前在战斗中被敌人打掉了一只胳膊，因为在过草地时丢掉了几名伤兵，这时也被抓起来交付审判。我去找纵队司令员彭雪枫讲情。恰巧碰到政治部门的两位领导同志，他们见我替被交付审判的人讲情，就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你还当过师政治委员呢，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了，真不中用！”这样一来，我这个裁判所长自然就不起作用了，以后有关审判处刑的事情就不找我了。前次我因为反对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已经使某些领导同志对我产生了极不好的印象，这次我又不愿意执行审判处理掉队者的指令，更引起了他们的反感。一位领导同志曾经毫不客气地说：“像黄克诚、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听了这个评语，我便不敢再讲什么话了，只得小心翼翼地随着队伍行军，生怕掉队而遭到处理。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
部队继续向陇东高原前进，蒋介石调集胡宗南所部和东北军、西北军沿路对我进行堵截，我们只好一边与敌作战，一边行军。十月初在白羊城打了一个胜仗，歼灭了张学良东北军一部。随后，我们翻过六盘山，继续前进。这次行军走了很远的路才停下来宿营。我虽然疲劳已极，但还是咬紧牙关挣扎着往前走，直到夜里十一点钟赶到宿营地才安下心来。幸而我当时年龄并不算大，刚三十出头，在窑洞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又能随队行军了。十月十九日，我们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县城），看到陕北红军张贴的标语和苏维埃的布告，感到十分亲切、兴奋。这时，敌人的一支骑兵追踪而来，我军组织了一次反击，将敌人击溃，还俘虏了一部分。我第十团团长黄珍于此役牺牲。至此，中央红军主力历时一年，纵横十一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此时中央红军主力只剩下六千多人。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得知原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在程子华、徐海东等同志率领下，已于同年九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合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华北局）派来朱理治、郭洪涛同志作为中央代表，已先于红二十五军来到陕北。当时的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正处在外有敌军“围剿”，内有肃反扩大化造成的危险局面，刘志丹、高岗等一批干部被关押审查。至十一月初，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后，中央及时纠正了陕甘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释放了刘志丹、高岗等一批受迫害、被拘捕的干部。中央决定将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合编，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原红一、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番号从此正式取消。合编后的红一军团由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左权任参谋长，朱瑞任政治部主任。部队整编后，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进行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全歼东北军一○九师，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次奠基礼。
部队整编取消了红三军团的番号之后，我先被任命为军委卫生部长。两个月后，又调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我在红三军团的战斗岁月，是永远难以忘怀的。无论是在残酷的反“围剿”作战中，还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跋涉中，红三军团先后有一大批同志为革命捐躯，他们的英雄业绩和光辉形象，永远激励着我献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义无反顾。在这里还使我想起红三军团中许许多多的无名英雄，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奉献着自己的一切，往往需要克服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尤其是在长征途中，最辛苦的要属以下三类人员：一是司务长、炊事员、后勤人员和医务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负责给全军找饭吃，找药品，搞供给，医治伤病员等，所要付出的代价是不难想象的；二是侦察、测绘人员，部队行军作战，他们总是提前行动，千方百计探索行军路线，宿营时他们要测绘地图，不能马上休息；三是电台、电讯人员，他们要随时随地架线、拆线，发报、收报，始终忙个不停。若没有上述这些同志异常艰苦的工作，部队简直是寸步难行，更不要说同敌人作战了。这些同志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不直接参加对敌作战，但全军每一个战斗、战役的胜利，都有他们一份特殊的贡献。因此，称他们为无名英雄，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红三军团是一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在彭德怀同志的率领指挥下，这支英雄部队从她初创时期就以能打硬仗、打恶仗而闻名于全军上下，逐渐锤炼出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百折不挠的硬骨头作风。在五年多的艰苦转战中，红三军团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她那绚丽夺目的战旗上，洒满了无数先烈的热血。这些都是用笔墨难以尽述的。我的回忆，只是从一个侧面展现这支部队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从中可见一支人民军队艰苦创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足迹。于此，当能体味出我们今天的胜利来之不易，需要加倍地珍惜。
*本文是黄克诚一九八六年八月写的回忆文章，原载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二十二辑。一九八七年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军史》尚未出版，此文如有与军史不符之处，以红一方面军军史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