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人民，向反革命进行了武装斗争。南昌起义就是党在这危急关头，以武装起义来挽救革命失败的尝试。这个起义向全国人民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接着“八七”党中央紧急会议，坚决地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决定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号召各地农民进行秋收起义。
当时，南方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们普遍要求进行土地革命，有些地区甚至发生了农民自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这种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不仅吓坏了国民党反动派，也使陈独秀机会主义分子们感到害怕。继蒋介石在上海一手制造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长沙的“马日事变”，是反动派向湖南工农群众杀来的第一刀。接着，7月15日，武汉的国民党也与共产党决裂而叛变革命。党为了挽救革命，粉碎反革命的进攻，决定首先在这些有着雄厚、广大的农民运动基础的省份，发动秋收起义，并且派毛泽东同志到湖南去领导当地的起义。
党一开始就是起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它不但向人民指出了继续革命斗争的必要，而且积极地领导人民行动起来。这是秋收起义能够迅速发动的根本原因。同时，未赶上南昌起义行动的一部分部队，退入了农村，与各地农民武装起义结合起来，成为起义中的军事骨干，并使秋收起义的武装迅速地形成了具有一定战斗能力的军队。应该特别提到秋收起义中主要的一支部队，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湘、鄂、赣三省边境收集起来的部队。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是这支部队的骨干，其余的就是平江、浏阳的农民义勇军，萍乡的工人自卫队，通城、崇阳的农民自卫军，以及醴陵的起义农民。警卫团开始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驻扎在修水县城。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并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
秋收起义开始于1927年9月9日，在“第三次攻打长沙”的口号下，一团从修水出发，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三团由铜鼓取道东门市，企图在浏阳与北上的二团会合，围攻长沙。起义发动后，收编的第四团丘国轩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在长寿街受到该部的袭击，全被打垮。三团在东门市受到优势敌人的伏击，伤亡较大。二团占领浏阳城后，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战斗中损失殆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
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进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部队从此踏上了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正确的道路。南进途中，在泸溪又受到敌人的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便立刻进行整顿。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实际上只有两个营七个连。整编后，干部多余了。这些干部，大多是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在这一连串的挫折面前，在这危险、艰苦的斗争面前，惊慌失措。灰心动摇起来，少数人已经不告而别了。如果不迅速地处理他们，势必会动摇军心。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根据自愿，要留则留，要走的就发给五块钱路费，疏散到农村去。整顿后留下来的都是经过战斗和艰苦生活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人虽少，却精悍得多。
接着，毛泽东同志开始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在连以上各级设置了党代表。并且成立了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担任书记。于是，这支部队便开始完全处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为了扫清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毛泽东同志果断地采取了许多革命的措施。例如，士兵委员会就是这时候产生的。为了反对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实现政治上的官兵平等，建立新式的带兵方法，这就需要进行民主改革。士兵委员会就是实现民主的一个组织形式。那时，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表面看来，这样做似乎是会鼓励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思想，但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必须坚决反掉旧军队的一套带兵方法，奠定新型的官兵关系——阶级的团结。部队的实际情况是民主不够，而不是什么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的问题。因此，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农民的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思想是容易克服的。记得，起初甚至没收地主的一个鸡蛋，也要由士兵委员会来平分。后来由于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作风民主，士兵受到感动，他们从实践中也知道了无法绝对平均，觉得那样做没有什么好处，便逐渐改变过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爱护干部、听从指挥了。
改善官兵关系的措施，贯彻到各个方面，也表现在物质待遇的变化上。秋收起义以前，军官每顿饭都是四菜一汤，和士兵的待遇悬殊很大。三湾改编以后，因为斗争很艰苦，那时最需要的是官兵艰苦与共，因而待遇改成完全一致，干部和士兵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它更加密切了官兵关系，对干部的考验和改造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今天的条件已经不同，因而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生活待遇上，有某些差别，在目前还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南进到达宁冈古城后，毛泽东同志召集了“古城会议”，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派人与中央及省委联系，并继续整顿部队内部。这时，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帮助，还建立了一个后方。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当然，三湾改编也只是开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政治上、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
当年10月初，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向遂川方向展开游击活动。那时，天气已经逐渐寒冷，战士们还是穿着破烂的单衣，给养十分困难，并且也没有休整的机会。可是由于党在部队中进行了艰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战士们情绪始终高涨，在极度疲劳的行军以后，还四处张贴布告，向老百姓宣传。
为了解决部队的冬衣和给养，我们进驻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刚住下不久，就遭到挨户团的突然袭击。部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只好分散撤退。当时四连有两个排，随着毛泽东同志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人员，并担负掩护一营集结的任务。这时，三营向湖南桂东方向撤走了。
四连一共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肚子饿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毛泽东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吃饱了，毛泽东同志站起来，朝中间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他的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有力地感染了战士们。他们一个个都抬起头来，鼓起战斗的勇气，充满信心，提着枪就站起队来，向着他那高大的身躯看齐。接着一营就赶上了，队伍向井冈山进发。三营撤退到桂东一带活动，一个月后，在我们从茶陵退出时，也终于会合了。
部队开到井冈山，立即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争取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由于革命发展不平衡，在革命的低潮时期，革命力量总退却的时期，我们却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较薄弱的赣、湘两省边境的井冈山农村展开了游击战，打倒土豪，分配土地，建立小块根据地。这样，在农村的进攻，也掩护了城市的退却，后来有许多党的干部，被送到游击根据地来，送到武装部队中来。向井冈山进军，建立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是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夺取城市的战略任务的伟大开端。当然，要彻底完成这个战略任务，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因为当时我们控制的还只是些零星的农村阵地，还不巩固，也不联贯，远不能形成对城市的包围。
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这句口号具体地体现了革命军队是进行政治斗争的武装集团，军事活动与政治工作的密切结合，互相作用的关系；也说明了只有在实际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才能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
那时候，部队一方面实行武装割据，进则主动打击敌人，退则周旋隐蔽，避免打无把握的仗，等待时机，准备下一次打击反革命。每到达一地，每打完一仗，都要以班，组为单位，分散到各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会。宁冈、永新、遂川、茶陵、泰和一带，都是这样地逐步建立了红色政权，成了革命根据地。这样，不但把革命的红旗牢固地插在湘赣边界，成了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全国人民的最大希望；同时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教育、锻炼了部队。打茶陵回井冈山后，毛泽东同志亲手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将革命军人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用最具体、最简要的语言固定下来。多少年来，它一直指导着每一个指战员的行动。
部队内部继续进行着民主改革。各级党的组织、党代表制肯定下来了；各级政治部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更普遍建立，并起着积极的作用。官兵真正做到同甘共苦。当时连的主要干部都有马，但谁都不骑，打仗时用来驮伤兵，平时用来驮病号。部队的改造需要经过长期的斗争。这是因为旧军队的一切坏习气、坏作风，还不断通过补充的原俘虏兵反映出来。同时源源而来的参军农民，也带来了自由散漫、保守落后的东西。因此，经常要和这种侵袭作斗争。
经过这种经常的、深刻的内部和外部的斗争，部队真正达到了“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政治情绪高涨，极少有开小差的事例。还记得这样一个故事：毛泽东同志曾带领三十一团的三营，下山去接应二十八团由湘南返回井冈山。夜间通过桂东地区，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当时被打散了，大家很着急。但第二天清晨一集合，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谁知当部队回到井冈山上时，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
秋收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它开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这就是向农村进军，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借此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逐渐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最先从行动中正确地解决了依靠农村，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革命战略问题。毛泽东同志主张：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武装的支持下，进行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更容易发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假如武装不和土地革命结合，不是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陷于失败。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果不和建设根据地结合起来，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革命武装、土地革命、革命根据地，这三者的结合，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
在革命军队的建设方面，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培育下，也创立了无数宝贵的经验。例如，武装起义，一方面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民群众，另一方面又必须有一部分有革命觉悟的正规军队作为骨干，这样才易于形成战斗力。但是，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即使有了大量的起义农民，有了军事骨干，部队还是没有灵魂。不经过政治改造，起义的农民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一触即溃；不经过政治改造，军事骨干不能同时是政治上的骨干，其军事骨干的作用就不能发挥。
党始终是军队的领导者、组织者和鼓舞者，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军队。离开了党，一切都要失败。我军的整个历史，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个真理。历史上对于党的集体领导制，曾经发生过多次动摇，每一次动摇，都曾使部队在政治上受到重大的损失。这些教训都是极为深刻的。三湾改编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正是从这时开始，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新型的革命军队的基础。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从政治、思想方面肃清旧式军队的残余习气，更加完整地建立了和形成了革命军队的组织、制度和作风。毛泽东同志的系统的建军思想，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实践逐步完成的。到红四军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建军的一套经验，便基本总结起来，这就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几十年来，它一直对革命战争和军队的建设起着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