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井冈山斗争时期，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构成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这是红四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来源和形成党内思想矛盾的客观原因，也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对红四军党内的分歧和矛盾，毛泽东认为本质上是思想路线问题。这一矛盾主要体现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问题；党的思想领导和保持党先进性纯洁性问题；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从秋收起义到引兵井冈再到古田会议，毛泽东在探索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一直致力于清除党和人民军队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首次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的论断，开启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新思路，成功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环境下党的发展和保持先进性纯洁性问题。

  ［关键词］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党内思想矛盾；党内政治生活；思想建党

 

  如何在复杂的农村环境中、在以农民成分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里，建立起一支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意识的先进政党和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在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面临的崭新课题。从三湾改编到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再到古田会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党内思想矛盾时，主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找寻正确的解决方法和策略，成功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环境下党的发展及如何保持先进性纯洁性问题，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从根本制度和根本机制上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之际，回顾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为解决党内思想矛盾作出的艰辛探索，对于推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和人民军队建设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构成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使“‘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中国是一个农民成分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这种国情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矛盾和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基本国情，把中国革命明确定位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1]P41，开始了革命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但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农民加入革命队伍，使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陈毅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中指出，四军未成立之前，“四军由三种力量组成，一为朱德率领之叶贺残部，一为毛泽东率领之卢德铭团(张发奎之警卫团)及湘东农军，一为湘南郴、耒、永、宜、资五县农军。”[2]P283到了1927年4月，“朱部二千余人，湘南农军八千余人，毛部千余人，袁王各三百人，如此庞大军队有统一指挥训练的必要，乃决定成立红军第四军。”[2]P283到陈毅在写此报告之时，“叶贺旧部到现在大半成了干部分子，现在还在当士兵者为所极少，以官兵夫合计，此项人数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二。湘南农军约占全军人数十分之四，历次俘虏敌方士兵所改编的约占十分之二左右，在赣南、闽西新招募的约占十分之二。”[2]P296这样，农民就成了这支军队的主要力量，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农业社会的特点。随之而来的是红四军中出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单纯的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和军阀主义残余等，这大多与农民意识的负面影响有密切关系。根据地初创时期，存在于农村中浓厚的宗族观念、地方观念、排外观念、太平享乐观念等，与以农民的革命主体地位严重不相适应，也严重影响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道：“‘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

  面对踊跃参加革命的广大农民和潮水般涌来的农民意识，张国焘曾在1931年5月《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中写道：“分明是一个贫农，一旦被选为苏维埃执委，就要千方百计去找件长衫和马褂穿起来。”[3]P140这些浓厚的农民观念，显然与革命的观念和要求相去甚远。1930年5月，毛泽东在《前委给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区委的信》中描述当时的队伍说，“他们是大烧、大杀、大抢的，他们是大嫖、大赌、大吃、大喝的，他们是流寇主义的游击政策。他们忙的不是政权建设和分配土地，而是扯起红旗到处乱跑”。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这些现象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周恩来也对此种情形提出警告，他在《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八月来信》)中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4]P260红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产生的客观原因，在于党的组织基础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构成。因而，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化存在的弹性和赓续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实际问题，同时也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前提。

  二、“近日的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

  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我现举出了自有四军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各方面，以证明近日的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5]P74对红四军党内的分歧和矛盾，毛泽东认为归根结底是思想路线上的问题，是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造成的，也是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反映。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内思想路线问题主要体现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坚持党的思想领导，保持党先进性纯洁性的问题；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一)“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长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

  个人的领导与党的领导的问题，是红四军党内的主要问题。毛泽东指出：“不明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便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5]P64-65毛泽东强调，红四军内部的争论不是权力之争，而是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

  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提出支部建在连上，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又实施了正确的政策策略，党对军队领导的思想逐步为大家接受，个人领导军队的思想受到冲击，但纷争也逐步增加。虽然争论是多方因素促成的，但深层原因主要是，红军初建，党内对党与军队的关系认识存在分歧。中共中央及党内不少人对党、军关系认识模糊，既强调要“造成真正的人民的军队”[6]P236，同时又强调“无产阶级的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工具”[7]P44，但相比较而言，他们更重视确保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保持人民军队性质是红军成为“无产阶级的工具”的前提条件。但这种试图通过苏维埃政权来确保红军的人民军队性质，进而确保红军成为执行党的政策的工具，是不符合历史和实际情况的。同时，由苏维埃政府指挥军队，也不能确保党对军队的掌握。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前委的领导地位和权威性的质疑，以及红四军中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发展的影响，必然会引发红四军党内的争论。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红四军中的争论。中央政治局曾专门开会讨论红四军党内争论问题并提出批评，认为红四军党的七大“是在解决党内纠纷而没有针对着目前围攻形势，着重于与敌人的艰苦奋斗”，指出“党内为正确路线的斗争应从积极方面联系到与敌人斗争的任务上”。[7]P233-234《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标信》(即《九月来信》)则进一步强调，“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认为红四军“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问题，“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的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争论“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7]P285-287中共中央不仅积极纠正了红四军党内民主的偏差，而且还依据党内民主要求，针对争论内容给出了基本意见，要求红四军在中央意见的基础上，开展民主，达成集中。1929年底，古田会议的召开以及《古田会议决议》的通过，为红四军党内争论划上了句号。

  (二)“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农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大量入党。1928年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8]P77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建设非常艰难。其一，大革命失败后，湘赣边界的党组织遭受破坏，机会主义现象严重。“一年来，党内机会主义现象仍然到处发现：一部分党员无斗争决心，敌来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党员富有积极性，却又流于盲目的暴动。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8]P73其二，边界各县地方主义很严重。边界的“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各县之间地方主义很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8]P74其三，边界土客籍人之间历史上仇恨很深，不时影响到党内团结，甚至发生无谓的斗争。其四，许多投机分子混入党内。“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8]P75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提出思想建党，这才真正解决了红军建设的根本问题。

  (三)“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寻革命新路的大胆尝试。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争论，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开始就一直存在，毛泽东主张的“波浪式的推进政策”[5]P64和“左”的冒进政策之间的严重分歧，到1928年“八月失败”后更加凸显出来。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帮助地方党的发展，正规部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根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以宁冈为中心的武装割据，其意义决不限于边界数县，这种割据在湘鄂赣三省工农暴动夺取三省政权的过程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8]P51-52这样，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正确解决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和如何继续进行的根本问题。

  同年11月，毛泽东又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再次强调，“边界红旗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和扩大，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8]P81毛泽东向中央表明了湘赣武装割据的重要意义和光明前景，也表明了坚定走这条道路的态度和信心。古田会议刚结束，毛泽东就在给林彪的另一封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发展了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的思想，批评了城市中心论，强调了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意义，指出巩固和扩大红色政权必须走“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目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8]P52。

  红四军党内思想斗争的集中爆发，促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上有了较为清晰的思路。

  三、党内生活政治化的探索与实践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普遍原理，也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精髓。

  毛泽东在探索革命根据地和无产阶级队伍建设的过程中，一直致力于清除党和人民军队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并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的论断，开启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新思路，成功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环境下党的发展和保持先进性纯洁性问题。

  (一)“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法宝。针对红四军党内出现多种错误思想和争论，毛泽东认为首要的是要加强教育。他在《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9]P337

  为加强党的教育，《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0月5日)关于加强党的训练问题提出“每个党员都必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特委组织教宣委员会，制定训练教材，计划每周训练工作”[10]P39等6条措施。同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战斗频繁、条件艰苦的情况下，毛泽东等人克服种种困难，举办了每期150人的军官教导队，主要负责训练红军的下级军官和为地方培训赤卫队员。学习的主要内容有政治工作、军事技术，政治课占40%，军事课占60%，同时也有结合政治学习知识，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学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歌曲。军官教导队的创办，为红军和地方培养了军事、政治干部，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集团。……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9]P327-328这就明确提出了红军的宗旨和任务，划清了红军与白军的界限，强调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红军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还详细列举了开展党内教育的10种材料、18种方法和士兵政治训练的19种材料、8类方法。这些材料和方法实际上界定了党和红军的根本性质和教育的基本原则，即注重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多措并举、多管齐下，不断提高党和军队的政治水平，肃清党内个人主义、主观主义、本位主义等腐化思想的影响，积极培育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革命意识。在政治训练问题上，毛泽东主张一律平等、有教无类，即战斗兵、传令兵、勤务兵、长夫、马夫、火夫等一律都必须上政治课，并提出了对新兵、俘虏兵、青年士兵实施特别教育，既全面又有重点地强调了加强党和红军教育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二)“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是今后各级党部重要的责任”

  加强和优化党的组织建设是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前提。关于边界各县党的组织与改造的问题，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0月5日)强调：“指出过去一切党内的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是今后各级党部重要的责任。”[10]P34该决议具体指出了“过去各县党中机会主义遗毒太深，依靠军队而不领导群众做独立斗争”“过去党没有注意基本组织——支部”等12种错误表现，并对今后党的改造与建设提出了“党必须彻底改造，从支部改造起，肃清组织上和政策上机会主义的领导”“各级党的机关，必须组织健全，反对个人领导，一切权力归集中常委会”[10]P34-35等12条措施。

  关于党的组织问题，毛泽东针对许多投机分子在革命高涨、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进党内，在白色恐怖一到的时候纷纷反水的问题，决定重点在宁冈、永新两县，对“投敌叛变或被敌人抓去，问题没有搞清楚的”“不起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愿意革命的”“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三类对象厉行“洗党”，以纯洁党组织，提高部队战斗力。

  早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提出班、排建党小组，连建党支部，营、团建党委，同时连以上建立党代表制度，把部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但随着环境的变化、斗争的深入以及队伍的不断增补变化，红军党内出现了分歧和组织纪律松懈等问题，党确立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基本原则遭到了破坏。因此，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重申“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9]P334-335，并号召大家站在此次大会的精神之上努力改造党的组织，使党的组织能够担负党的政治任务。为解决党的组织松懈问题，优化党的组织，毛泽东首先强调对“旧的基础厉行清理。如政治观念错误，吃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9]P333。其次，严把党员准入关，对以后新分子入党重新拟定了5条标准，即“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9]P335这是党内第一次明确提出入党具体条件，是对党的纯洁性建设的一次重要提升。对军队组织成分的改造，毛泽东强调又红又专，主张吸收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从斗争的工农群众中创造出新的红军部队，同时注重发挥士兵代表会议和士兵委员会的作用。这些举措，纯净了党组织，从结构上消除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土壤，保障了党和军队清廉为民的品质。

  (三)“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也是整顿和加强作风建设、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途径。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在秋收起义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规定连以上成立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建设，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对部队进行初步改造，使革命战士积极性空前高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总结说：“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8]P52同时，对军队极端民主化的现象，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予以坚决批判，并从理论上、组织上提出了纠正的方法。

  在毛泽东主持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了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方法。一是反对主观主义，注重调查研究。为达到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政治化科学化，毛泽东要求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同时又强调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9]P331。二是执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决议要求，“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9]P329同时，上级机关要明了群众生活的状况，将党的作风建设上升到“人民观”的高度。三是开展积极健康正确的思想斗争。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至封建阶级的思想的侵袭和腐蚀，毛泽东主张用积极健康正确的思想斗争，来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同时又强调要注意分寸，反对无原则无证据的主观主义式的批评和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的批评。他指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但是红军党内的批评有些不是这样，变成了攻击个人。其结果，不但毁坏了个人，也毁坏了党的组织。”[9]P330此外，毛泽东还要求干部要做好表率。比如，“官长，特别是和士兵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送茶水给他们吃，晚上替他们盖被窝，他们觉得冷，要替他们想办法，如向别人借，增加衣服。”[9]P350等。

  (四)“有了铁的纪律，红军就完全区别于任何一支旧式的军队，就成为了一支人民真正拥护的新型军队”

  建立健全党和军队的制度，是肃清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重要保障。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荆竹山雷打石向部队宣布了“三大纪律”。1928年1月24日，毛泽东在遂川县城李家坪又向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为加强对全体官兵的教育，毛泽东还特别重申：“损坏老百姓的东西一定要赔偿”。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向工农革命军正式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在“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两项，从而形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有了铁的纪律，红军就完全区别于任何一支旧式军队，成为了一支人民真正拥护的新型军队。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就进一步加强党和军队的制度建设提出许多措施。一是确立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毛泽东强调必须“从理论上铲除极端民主化的根苗”“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9]P329，以防止个人错误行为。二是实行例会制度。为提高党员和干部的政治觉悟，加强管理，使每个同志都政治化实际化，增强党和军队的纯洁性纪律性，决议规定：“支委会及支委以上各级党部，应该有计划地每月规定支部大会及小组会讨论的材料，并规定会期，严密地督促开会。”[9]P335三是建立规章制度。例如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与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利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9]P329在创建赣南红色区域斗争中，古田会议精神得到贯彻执行。1930年6月，红四军政治部发布《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要》，编写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员工作纲要》《筹款须知》《工会组织法》《贫农团组织大纲》《赤卫队训练大纲》等材料，从而使军队建设有制可依、有章可循，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也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建设提供了制度基础和力量保障。

  肃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加强党和军队建设，是一个永恒的政治课题。毛泽东为解决红四军党内争论所进行探索，为开展积极健康正确的思想斗争树立了典范。它不仅解决了当时红军党内一系列根本问题，从思想源头上抵御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进攻，开启了把成分复杂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历史进程，而且还为加强党和军队的建设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创造性举措。2016年10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12个方面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将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和制度治党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党继承传统，同时又根据新形势、新任务及党的自身状况取得的关于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最新理论成果。

 

［参考文献］

[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A].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井冈山斗争时期文献导读[C].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

[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册)[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4]周恩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8月21日)[A].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井冈山斗争时期文献导读[C].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

[5]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7]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1册［Z］.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

[8]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A].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井冈山斗争时期文献导读[C].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

[10]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0月5日)[A].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井冈山斗争时期文献导读[C].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